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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性学大多以一元论为其基调，以异性恋的阴茎阴道交为自然的性行为，而将所有其他的性行为都视为不成熟的、辅助的，或者是“真正的性行为”的替代行为。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承认女性通过手淫更容易达到快感，但仍然认为它是在异性恋接触受到限制或无法达到时的替代活动，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行为。这种性的一元论的理论背景仍没有脱离基督教性文化的以生殖为性的惟一合法功能的巢臼，以为只有异性恋插入式性交这一性行为模式具有生理学的基础，性最终的功能是生殖功能。
与此相反，性多元主义表达了人对性活动的自由多变的需求，它不断地拒绝被分类定型，不断地脱离所有的特殊认知和固定模式。反对对性活动的分类定型是一个自由对禁制的反叛，它反对将性行为正规化，日常生活化，分类加以控制或者禁制。性的多元论的理论基础来自性欲的多元和性快乐的多元，来自性实践的无限可塑性。
威克斯是性多元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理论的重点在于，强调性的多元论是民主原则在个人领域中的运用。他认为，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好的，而且是同等的好。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某人或某类性方式是好的，另一人或另一类性方式是不好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多元论却主张，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所选择的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性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做人方式以及对每个人追求自我目标的尊重，是将民主原则运用于个人领域。它为每个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它认为，个人生活的隐私化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隐私的，不与人分享的，不适合争论的。
性多元论者、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做什么、怎样做和做什么人的问题是生活在现代化后期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对于多元论性政治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其中包括对性欲望实现方式的选择；对性关系模式的选择；对一般生活方式的选择。多样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性的惟一真理。
福柯也应当算是一位性的多元论者，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过“多元”一类的字眼，但是他关于应当保护个人改变现行规范的自由权利的思想完全符合多元论的思想脉络。他指出：“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一种无禁制的文化有无可能，甚至也不是我们是否应当争取它，而是一个有种种禁制的体系能否使其社会运行为个人保留改变这一体系的自由。毫无疑问，一个没有禁制的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但我只能重复说，这些禁制必须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是可以接触到的，因此他们至少拥有将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性的多元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它正在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它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性的多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运用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现存的正规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实现。多元论价值观要求对个人差异的一视同仁的接受。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人做出个性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性的多元化趋势将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使人们生活得快乐难道不正是所有社会改革最终的目标吗？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编委、《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等职。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参与编写专著8部； 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态学教科书《植物生理生态学》。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满酸甜苦辣。
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进行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清咸丰至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无人问津？
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护，30年后古松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映呢？他长叹一声，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吗？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后来《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树。如果仅调查就好了，在调查之前避暑山庄管理科长先是将韩志兴叫去“训”了一顿。原来他们两人早就有隔阂。科长责问写文章的人是谁弄来的，为什么不经过他同意？避暑山庄的事情一个毛孩子管什么？不要让他在这里做论文了。
幸亏韩高工顶住了，我才没有被轰出避暑山庄。管理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专门抢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这是后话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二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空气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吗？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当年参加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义。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是我们所做的4万亩试验中的一块区域。
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的：绿草已经齐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呼合，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会高兴地告诉大人他的发现。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
我更加坚定了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理念。从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写文章、上电视，宣传这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反对在草原上造林这个投资大、见效小的流行做法。一个蒙族中学生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科普与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学术演讲与科普宣传。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和“借助自然力”恢复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
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刘鉴强、曹筱凡的访谈文章“自然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
在这次访谈中，我指出：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我说，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
而对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我坦率地表示：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至于造防护林这样徒劳无益的事为什么还在继续，我觉得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读了该文后，对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万本太做出批示，请几位著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给国务院领导写个建议，对工作可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内蒙古院士专家生态考察团”对我负责的浑善达克巴音胡舒嘎查连续5年的生态恢复实验进行现场考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等现场考察了试验效果，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研究所的这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生态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周末》文章发表后也得到了另外的反响。有关领导看到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某领导问某县副县长。该县长与我是好朋友，他还以为领导要他打听一个“名人”哩，忙不叠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 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恨他。我在这里说了“中学生”的话，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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