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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说了“中学生”的话，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关注怒江水电被人砸“砖头”
2006年3月4日；《新经济导刊》评出2005年度“十大环保风云人物”，我和刘建国出现在所谓“风云人物”名单中。这是因为刘教授“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我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我们的参与，他们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有人这样写道：“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参与到怒江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争论中，与刘建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错误是相似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刘建国介入中国宏观环境研究领域，动机是显然的——这一领域很热，借此扬名后会拿到更多项目；而蒋高明进入非专业领域，我想还是他的公益心，因为他无利可图。但他们的错误的确也是类似的——蒋高明没有起码的水电技术常识，甚至像汪永晨一样分不清基本的电力计量单位。所以，尽管他以学者身份严谨介入争论，但屡屡让方舟子阵营的若干人士当众揭穿其外行身份。”
这话说来很长。参与怒江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参加了由北京水电科学院委托的项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项目主持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博士，我负责陆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项目费用是8万元，是属于“使了人家的钱”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围绕怒江水电工程引起的土壤损失问题。一派意见认为，六库以上，土地淹没比较小，地质条件比较好，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建议考虑生态移民，将坝修得高一些，水能资源多利用一些；六库以下，耕地较多，尽量减少一些。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如果是十三级都上（就怕开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因此水电与生态的权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问题，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建议一定要控制坝的高度，将土壤的损失控制在几十平方公里以内。宁肯牺牲一些“水电”利益，也要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态系统。
怒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水电脱贫、世界遗产、珍惜濒危物种、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可见怒江水电开发决策的难度之大。日前，有关单位已决定要上怒江大坝。这里我要坚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实，反应不同的声音才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负责，为后代着想。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只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1）
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著有《假辫子·真辫子》、《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此情只可成追忆》、《没有年代的故事》、《痴人说梦》、《半梦半醒》、《追问的权利》、《中国的羞愧》、《一个人的经典》、《丢脸》、《年龄的魔力》、《毁誉之辨》等17种著作，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庸常之人，没有前辈戴煌、同龄人朱学勤、年轻人慕容雪村他们那种传奇般的经历。
今天回想1976，甚至说不清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只记得，1975年夏季我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似乎铁板钉钉的要留校任教（我的“实习”是教本校一年级语文，教了一学期，各方评价不错），不知缘何出现变故，被留县教育局待分配；一起待分配的另外3人后来成了教育局干部，我被分到沔阳师范学校函授部，这个受县局和沔师“双重领导”、双方视为“拖油瓶”的单位，专搞一项“重要”且无聊的“教育改革”试验，在全县选择几所小学推广“三算结合”（从高位算起的珠算、口算、笔算相结合）。只记得，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襄阳师专读华中师院为师范学校教师在那里办的一个高等数学进修班。那么，推算起来，1976年，我应该在几个试点小学之间奔走，并有大半年住在荆州地区的沙洋师范学校，参加湖北省教育局教研室在那里组织的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编撰——那时都是各省自编教材的。
那一年发生的国家大事，我当然晓得：年初周恩来病逝；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唐山大地震，听说死了不少人；毛泽东、朱德相继去世……说老实话，若不是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这些事件我很可能“下面条”，把它们发生的年头搅混。
虽说跳出“农门”成了“国家干部”，吃上了“商品粮”，可我依然是一个“农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国家大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农民一直是这种态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亲让我“下学”挣工分。从上海串连回来我就回乡劳动了。“文革”留给我在生产大队的记忆，是有人贴过公社干部几张大字报；搞了一段时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中共“九大”前后生产大队里搞过一两次游行喊口号；“知识青年”下乡，我们公社来了一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会唱情歌，“好吃懒做”的武钢子弟，县里可以拿他们的招工招生换钢材、化肥，有实权的干部可以把子女搭便车招进城……如此而已。1967年听说武汉有两大派系，什么“百万雄师”对“钢工总”和“钢九一三”，打得很凶很热闹。那是他们的事。不上班、武斗，照样有粮票有工资，“吃饱了撑的”。我们农民不干活谁管饭？工分少了“超支”，挨饿活该。
1973年夏季，我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即使没有“白卷英雄”张铁生捣乱，我也只能上中专。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先定了我只能进中专组的考场，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大学。尽管如此，沔师毕业后我已提前达到了大队民办小学一位老教师对我的祝福——暨为我提出的人生奋斗目标：1970年春我到大队小学任教后，他夸奖并勉励我说，“小鄢，好好干，以后有希望转公办教师，到公社教中学。”
直到1977年冬忽闻恢复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都没有，甚至没有想过“人生”之类虚浮的词语；如果讲到“人生观”、“世界观”之类大词，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套话而已。
奇怪，我当时怎么就一点政治抱负也没有？压根儿没有想过当教育局长、县委书记之类领导，甚至连当校长的野心也没有。我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当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对得起良心、不让人瞧不起。至于前程，不勉强自己，也不指望别人，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处走”就是了。
当时的我，说是“多么好的群众”也罢，说是“麻木冷漠素质低”也罢，反正是知足认命、任劳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数”之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这些“农民”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1958年记事并于那年秋季上学的。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特别起劲地传唱一些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童谣。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天上的星颗颗黄，队长要我卖余粮，卖了余粮吃食堂。站着吃，睡着想，没有吃的找队长。 队长把眼睛一眯，——找书记；书记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门一关——搞单干！”这样的童谣也不知是哪家的大人编的。若是那时的农民有手机，会用、且舍得花钱发短信，想必也会“段子”满天飞的。上述童谣的流传表明，不待大人物们发明“三自一包”，也不待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人们“发起”包产到户，农民中早就不乏陕西农民杨伟名那样的干部群众，早就希望“搞单干”。只是历史和现实教他们记住了“胳膊拗不过大腿”这条祖训，能忍就忍罢了。
1976年的我，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虽然挨了那么多年饿，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制度会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痛感自己学养不足，好多必读的书没有读，只恨分身无术，不能一变三，读书不耽误上班和写作。有时候不免自问：年轻时有时间有精力为什么没有用来读书呢？
不能将一切都诿过于“文革”十年。1973年9月上中师之前在乡下且不论；念中师之后，如果自己渴望读书，还是有不少书可读的。至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是可以借阅的。杨小凯、金敬迈不就是在监狱里熟读《资本论》的吗？老实说，《鲁迅全集》我是1978年上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匆匆翻阅一遍的，《资本论》迄今没读过（现在是想读，心静不下来了）。这些书当时若读熟了，今天仍然是一种有用的文化储备呀。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2）
似乎也不能说自己没有求知欲望和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在民办小学教书时，我借来“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两种高中数学课本自学；读中师时从老师和同学手上辗转借来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偷偷地读，被 M 同学揭发，相关一串人都受到校方大会批评……
自己为什么就没有珍惜青春，抓住一切机会汲取精神营养呢？想想，还是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得好：“非学无以广才”，而“非志无以成学”。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最缺的就是“志”：我要学那么多做什么，能做什么？
1974年冬，有武汉知青出身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本唐诗选、一本普希金集子，传到我手上读过。我背诵过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但这诗当时并未打动我。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悲伤”和“忧郁”，因为我并不觉得谁欺骗了我：谁也没有认真承诺过给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什么特别美好的前途呀，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没有傻到将广播里、课本上和作文中写的话当真。所以，我们也不会相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日子”在前方等着我们。
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心境不是有什么具体愁苦的“忧郁”，而是阴郁，是那种没有穿透云翳的阳光，没有美丽动人梦想，想像不出值得向往的远景的心灵灰暗。还是普希金说得到位，人的心只有“永远憧憬着未来”，才能振作起来，坚定不移地向前走。诸葛亮所谓“成学”之“ 志”，不论是志向还是意志，都离不开对未来的向往，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与执著。
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当年无成学之志的我，可能属于那种被动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对社会进程会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不是“甘当革命螺丝钉”的奉献精神，而是一种无奈和放弃。而今我不再这么藐视自己了。我相信推动社会进步靠的是一种合力，是各种社会力量、利益群体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基础达成均势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而这当中就极可能凝聚了我的一丝绵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说，中国人是奴役与配合奴役，俄罗斯人是奴役与反奴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以当年的农民来讲，说他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实。他们一方面是忍饥挨饿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极怠工软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不战而胜之。如今的农民工，以所谓“跳楼秀”讨薪，也是一种“反奴役”的表达方式。当然以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方式争取“消极自由”，与确信自己的社会主体性，以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变革社会现状的活动，两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
毫无疑问，是1977年冬天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它使我僵冻的心复苏，直觉某种机会将要来临。在写作此文时，我想到用柳条抽芽前的泛绿、春笋破土前的隆起来形容我当时对“形势”的感觉；但推敲这两个比喻并不贴切，因为春天的到来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复高考前我何尝能期待什么？事实上，那时候我还不能想像推倒“两个凡是”后的中国会怎样；而1977年学校领导不让参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经主管全县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绕过校方替我偷偷报的名，以致考分出来后经历了校方不肯为我写政审鉴定的曲折。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并不轻松，却有了盼头。
前25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古贤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将近26岁时上的北师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我们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我们的《欧洲文学史》教材（杨周翰等人编，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个名句我至今难忘，日益明晰而坚定地将之奉为座右铭。这句话出自他1856年写作的《诗人与公民》：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公民”，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是心灵维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虽然在沙皇王权的辖制下发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书报审查，但他的心从未臣服，对公民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使他与民主主义的同道们“善于说出真相”，创作了《俄罗斯女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批判专制社会的种种罪恶，讴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的信念。
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任意一种职业、专业和称号。我不妨将它替换成“作家”、“评论家”、“杂文家”。
回首30年来的精神历程（若从1984年我开始评论与杂文写作算起，是22年），支持我从事“公民写作”的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