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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判决之后，又回到K字楼，转入关押已经判决犯人的号中。两天后，即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那真是惊心动魄，大地在颤抖，K字楼剧烈晃动，铺板来回倾斜，铺上的人们滚来滚去。室中暖气片，甩出一尺多远，上面的茶缸掉了一地。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号的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这些大多是因为“四五事件”而被抓的年轻人。他们进来的时间不长，恐怖盘踞在心头，遇此突变，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实筒道中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回答或制止。跟着就是下起了大雨，余震仍然不断。为了防震，北京人都住到房子外面的防震棚里。我旁边一位所谓“头号苏修特务”，中共八大时任翻译组组长的老先生，他被判15年，因为涉外，一直没有去监狱，而是在看守所关押服刑。在屋子抖动的时候，老人用一条破毛线毯子折成一个枕头似的，顶在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秃头上，紧靠在墙角，对我说：“老王，房角处安全些。”我给他泼冷水说：“没用的。那么厚的水泥墙。小小一块毯子管什么用？睡觉吧。现在全北京的人都在雨地里躲地震，惟有我们这些犯人却踏踏实实地在屋子里安心睡觉。”后来，他让我给他背唐诗，他用俄文翻译。这位从中国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又从高尔基大学俄文系毕业的博学老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去了澳大利亚。
审讯妙语：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已废止。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有的预审员和审讯员除了说些套话外，有时也说点令人难忘怀的话。例如，一次新审讯员对我说；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我觉得他很真诚。
有时审讯员也很困惑，从判决书来看，我当时就是个“言论问题”，而且就与一个人说的。有一次，审讯员说我不敢交代问题。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不就是这些话吗？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这就是反革命活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怎么区分呢？他回答：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审讯员回答：“那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根据“言论”。
化脓性脑膜炎
77年秋末，我还坚持洗冷水澡。一个星期四，洗完后，觉得有点冷，感冒了。我以为第二天就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烧，头痛，脑袋像要裂开一样，体温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同组狱友经过请示把我背到监狱卫生所。到卫生所不久，便人事不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光明，满眼都是纯洁的白色。这时一个亲切而美丽的声音说：“他醒了”“他醒了”。在狱中两年多了，很少听到异性的声音，因此护士亲切的声音特别具有穿透力和抚慰力。这时才发现我臂上的吊针和手腕上冰冷的手铐和一位中年男子。旁边伺候我的护工（也是犯人）称中年人为“姚队长”。姚队长说：“王学泰，你昏睡了三天了。当时你人事不知，给你打吊针，你就给拔了。两三个人都按不住你，我们只好把你铐在铁床上，现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铐解开了。”
这次患病真是死里逃生。后来得知，星期五下午我到了监狱卫生所，那里幸亏有一位跟我在一个中队待过的医生。他是学西医的，但中医也很好，会针灸。他因为基督教入狱，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星期六我已经昏迷了。医生查出是大脑的问题，提出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治疗。可是适逢星期六，监狱长回家了。狱中犯人离开监狱必须有监狱长签字准许。没办法，这位医生用针灸给我控制两天，直到星期一，监狱长回来，才送到公安医院，侥幸活了下来。
护士对我说：“化脓性脑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会记忆丧失的！”我悚然而惊。赶紧打开带来的笔记本，默写背过的文章和诗词。不错，虽然头还稍微有些痛，三四天下来，也默写好几百首，看来脑子还没有太坏，凑合能用。以后的几十年，我还主要还是靠头脑谋生的。我想：上帝的安排也许真是合理，当我身强力壮，能背200斤麻袋的时候，让我修理地球、干体力劳动；当我“及壮”以后，身体差了，精神日衰，改为脑力劳动。
平反现场
1978年10月20日下午2点半，在“一监”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屋中有张乒乓球案子，周围坐着四五十人。有许多是监狱中的监管人员，可能我是较早平反的，监狱管理人员觉得很新鲜才去旁听。
案子对面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干部。开始进入程序，他问：“你叫什么？”然后是一连串的例行问题。问过以后，这位干部站起来说：“你也站起来。现在宣布‘市中法’‘（78）中刑监字第549号’‘刑事再审判决书’。”我知道事情要改变了，静听他的宣读。“判决书”中除了复述1976年的判决外，又说“经再审查明：原判认定申诉人王学泰（实际上，我没申诉，申诉的是我那位同案）‘于1972至1973年间，伙同反革命分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等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定反革命罪不妥，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76）中刑反字第46号判决书。二，申诉人王学泰无罪，予以释放。”
宣读完毕，全屋鸦雀无声，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宣读的干部说：王学泰，如果你没意见就签字罢。他看我迟迟不肯签字，就说：“你对这个再审判决有意见吗？”我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许多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说：“你们这个判决书中用语有矛盾。前面你们说我的所说，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后面又说我‘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谁才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呢？是‘四人帮’。你说我‘针对四人帮’，那我就是维护了主席形象；你说我损害了主席形象，就不能说我针对‘四人帮’的。”
当时宣传上都这样说，实际上它是个悖论，然而，谁也不敢说它错。而“市中法”认为我只要抓住你过去话中的瑕疵，你就不能说那时抓你毫无道理。其实这反映了刚刚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时人们的心态。一些执行的干部对这宗工作的意义和中央的意图是不理解的。其实当时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有两个想法是讨论得不充分、宣传得也不够的。一是创造一个与极“左”路线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局面。一是今后不再以思想言论治罪，创造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政治文明。
执行者对这些不理解，就表现在，他们总想抓住一些被平反者的只言片语，以证明过去的工作不是完全错了。这是很荒唐的。例如在我的问题上，他们抓住我说过一些老帅被整是由于他们“功高震主”。“市中法”的说，你把毛主席比作皇帝，你这还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我们在这句话上辩论了几个回合，那位“中法”审判员很不高兴。我又挑出“判决书”中的另“一个错误”。我说“既然如你们说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那为什么写到判决书中去呢？照列宁所说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是没有生出来的人，一是死去的人。8亿中国人谁敢说一点错误没有呢？如果照你们的做法是不是要给每个人都发一张判决书呢？”这个质问使得审判员容忍不下去了。他说：“王学泰，你想一想，你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吧，否则你还得在监狱待上十年。”我判十三年，刚待了三年多。
听了这些我也很不满意：“当然，我感谢；不过你们也得感谢，否则你们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这句话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因为那时很少有犯人敢直接顶撞审判员的，何况这次又当着这么多的听众。我想站在平等立场上，与他们作有来有往的讨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只能引起冲突。
他一拍桌子：“王学泰，你不要以为放了你，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你的审判记录还在案！”一听这话，我也生气了：“是啊。我又没让你们放我，既然你们还有底案，认为我还有罪，还可以送我回去啊！我的囚服还没换。”那天我还穿着印有“监01”黑色囚服。
此语一出，偌大的屋子里，悄无人声，空气仿佛凝住了。我也有点后悔，火气太盛，太不给人留面子了。但一转念，与其糊里糊涂出去，不如弄得明明白白再走。这时监狱的管教科某科长，平时与我较熟。他站起来有些打圆场似地对我说：“王学泰，不要赌气嘛！人家法院放了你，我们也不能留你啊？这地方也不是谁想来住就可以住的。再说你们单位和家属都来了，他们准备高高兴兴接你回家呢！”
这几句很实际、又富于人情味的话还是打动了我。我已经入狱三年半了，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她所在的单位就在“一监”东面，相去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米。每天上班都要从监狱东墙经过。别人的冷面白眼、闲言碎语，几乎天天都都会遇到，她的难堪与悲哀，可以想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那时出了问题，朋友远去，老婆离婚，儿女划清界限，惟有老母，儿子还是她的儿子，不仅心里想着，接见日还要来看，哪怕经历千山万水。于是，那种不苟且离开监狱的想法动摇了，我有些犹豫。管教科长把那份判决书拿了过来，要我签字。我又看了一遍，说：“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说法，怎么能签字呢？”本来缓和下来的气氛又有些紧张。“市中法”的来人也很为难地说：“你不签字，我们回去如何交账呢？”
双方就有些僵持了。我不说话，“中法”的人也不说话。时间过得很快，大约有四点多钟了，本来只是走走形式，发了“再审判决书”就完事的，不想拖了这么长时间。仲秋的北京，下午四点，太阳就平西了，斜阳穿过老槐树的枝叶，照进这间屋子。
“市中法”的来人显然有些着急。管教科长再一次走到我身边说：“王学泰，你要考虑，‘中法’的同志还要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呢！”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同案”还有待于解决呢。这时科长说：“我看这样吧。你签个字，表示你收到这份判决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两全之计，答应了。这时那份“再审判决书”又推到我面前。我在指定的位置上签上了名，并写道“收到判决书一份。”后又补充一句“但不同意”。法院审判员看了看，又互相看了一下，表示可以了。
签了字，平反一事告终。来人各自散去，出门的手续早已办好。这时有两人过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他们是房山文教局的，也就是我所在单位的。并说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些日子，单位通知你再上班。管教科的把我们送出大门，门外我的妹妹、弟弟还有一些朋友在等着我。大门外，停着文教局的212吉普。正是这辆车把我送进监狱的。今天它又接我出狱了。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出狱了，家中是一片欢腾。母亲对于无罪判决是极满意的。只要“无罪”就可以了。至于“错误”不“错误”不是快七十的母亲所关心的。
对我来说。弄清以前的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事关是非曲直，而且还影响单位的工作。那时权威机关的一纸公文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于是，我在三天之内就写好了“上诉书”，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
那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北京还是方兴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派出许多老干部、领导干部作接待人员。我到接待站一看，白发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说话口吻特别和蔼。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此前和此后我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这件事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但那时的人们都有一股心气，人和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这段话，强调了当时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下署1978年10月19日。有了这个结论，我经过考试，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动的最后一关是政审。那时所里有七位正副所长和党委书记。七位都同意我调进，可是人事处的一位领导说，他的历史太复杂，怎么能进社会科学院呢？一位所领导说，他有什么复杂呢？连三青团都没入过，解放时才六七岁，还不是你把他搞复杂了。后来那位人事处领导也赞成了。
所领导的这句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这几十年，把多少本来是十分简单单纯的人改造成为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做了许多欲益反损的无用功。
1980年5 月我调入文学所。一两个月后，一天，人事处一位年长的同志笑着给我一封“市中法”的来信。打开一看，又是一张“再审判决书”。这次有较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把“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为“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二，是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错误的”。但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
我在文学所工作20多年，一直到退休，不敢说有大作为，但多少还是做了些有益于社会文化的事。
还有一个改正
“反动学生”的改正是平反的尾声。1979年初，到高教部去问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的问题。那时高教部在今西单商业部那里。学生司在三楼，我上楼时与一位老先生打个照面，他抱着一大摞文件，洒了一地。我帮他收拾文件，他向我道谢。我就便问学生司是哪间屋子？他回答说，我就是学生司的，跟我走吧。我问他1963年到1965年学生清理思想事。他说这事他知道，整所谓“反动学生”，不仅北京有，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安徽省有位归国华侨女同学被整成“反动学生”，下放到农村管制劳动，还死在农村了。我们正在给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给政策解决这类问题。大约受害者有1000多人。后来听说这位老先生曾是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后是学生司的负责人。许多在南口劳改过的反动学生都来到过北京，包括头些日子打官司的曹天予，也都找过这位老先生。一次，找到60年代北京市高教局局长魏明先生，他还用自己的车子拉着我们在北京跑（我们在南口时，他多次到南口训话）。不久中央有了批示，说比照1978年所发的处理右派问题处理。也就是予以改正，这可以说是我的平反的继续。
北京师范学院动得真是很快（有的高校迟至1983年还没有解决完）1979年3月10日给我寄来一份“改正决定”。其全文如下：
王学泰同志是我院64届毕业生，在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被定为反动学生。经复查，属于错案，由党总支讨论通过，党委批准，予以改正。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印）
197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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