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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向盖世太保通风报信，把他送进集中营。
所有旨在“日耳曼化”和殖民地化的措施都委托给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莱因哈
德·海德里希去办理。德国中央保安局布置和办理征收、撤退以及把流放者运往德
国，把日耳曼族韵殖民者运往已经“解放了的”前德国东部省或者“大行政区”。
“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消灭他们，”汉斯。弗朗克“总督”说
道。为此，一九四零年六月，奥斯威辛“灭绝营”在克拉考附近的一处肮脏的沼泽
地带建立。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数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在那里。
不久，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为建立绝
灭营起了示范作用。 一年以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从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驱赶
了一百五十万波兰农民和犹太人，把他们打发到大行政区去，他们在那里的处境真
是难以忍受。一九四三年底，没收了七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处地产，总共六百三十六
万七千九百七十一公顷土地。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设立在但泽、东普鲁士、波森和
西里西亚的公务机关所没收的土地。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报告已经找到。将近五万个
日耳曼族人（占被剥夺家产的波兰人的三分之一）已迁移到那里。日耳曼族人中转
站成立了一个由希姆莱领导的新部门，它作为移民总局参加迁移活动。
被劫持到德国去的波兰人受到了奴隶般的虐待，希姆莱第一次把他关于未来帝
国的理论运用于实践。
波兰农业工人必须服从一项列有十五个条文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波兰
籍的农业工人原则上不享有申诉权，也不允许任何部门录用他们。”波兰奴隶横遭
他们“主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冬天，他们从晚上
八点钟到翌晨六点钟，夏天从晚上九点钟到翌晨五点钟必须留在家里。除了去上班
或者去为他们的雇主干活外，谁都不准使用自行车，也不准上教堂，看电影，看戏，
听音乐会或者上馆子。他们没有权利同妇女或者同年轻姑娘建立密切的关系。不准
他们参加集会和使用公共运输工具。严禁他们调换雇主。相反，“如果好言相劝和
谆谆教诲当耳边风的话”，雇主有权对他们进行体罚。雇主对此不必作什么说明，
当局也不会要他负责。此外，当局还劝告雇主，要他的家庭远离波兰工人。雇主必
须立即把任何由波兰工人所犯的“罪行”报告上级，占则将自食其果。人人务必知
道，工作干劲松懈，工作意志淡薄，“破坏活动”，“态度蛮横”等诸如此类都是
犯罪。“如果发现雇主同波兰籍的农业工人关系密切，就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此
情况同样适用于妇女和姑娘。总之，一视同仁”。
波兰妇女被安排在德国人家里当佣人，其中纳粹党员有优先权得到免费的女仆。
“为了减轻德国家庭主妇的负担，不再损害她们的健康，四十至五十万的波兰妇女
就这样被迫移居和遭受奴役。”这些不幸者的处境同农业工人的处境一样艰苦：
“想得到一点业余时间是不可能的。原则上，东部来的女管家除了管理经济之外，
基本上是做家务。但是她们在家务劳动以外每星期可以休息三小时，以此作为报酬。
外出必须在天黑以前，最迟不得超过晚上八点钟。”
用于男人的规定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可怜的人：“东部来的女管家除料理家务之
外，随身必须始终带着劳动卡，用它来代替身份证。”
有人说，这是一种“奴隶身份”的标记，这并不夸张，人们倒是有点儿不好意
思把一个显然有着古老文化国家的有道德的公民德国“雇主”所执行的规章制度宣
扬出去，正是这些规章制度把其他人无条件地交给了他们。七年的纳粹统治使一些
难以置信的事情得以存在。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德国大工业家还要走得更远一点。
盖世太保对执行这部新法典关心备至。当几十万成年男女陷入经济和道德困境
的深渊，几万名儿童遭受更加悲惨的命运时（有些劳动营让几乎是裸体的、营养不
良的十岁儿童拉重车子，扛重东西），盖世太保的朋影始终笼罩着这群不幸者。
盖世太保在波兰作出了如此“出色的工作”，致使弗朗克在一九四零年二月六
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记者谈话中可以嘲弄一下他在布拉格的那位同伴
“保护德国贸易主义者”牛赖特的那些恐怖措施。牛赖特曾经把绞死七个捷克大学
生的红色布告张贴在捷克人住的所有乡镇。“如果我每次为了枪毙七个波兰人而去
张贴一份布告，”弗朗克讥笑地说，“那么，波兰的森林将不够为这些布告制造纸
张了。”
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朗克发出预告，他将放逐一百万波兰工人。为了
完成这项计划，盖世太保进行了搜捕。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二年八月被
放逐的波兰工人达到了八十万。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世界开始把对波兰的注意力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正在向
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挺进的德国军队。汉斯·弗朗克写道，我们必须“利用国际上
集中对西线发生的兴趣来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尤其是消灭波兰知识界的主要代
表”。
这件事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作出决定。但是为了不让外国人找到谴责的论
点，他们等待着有利时机，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想事先搞到几个过硬的借口。
五月中旬，弗朗克在同他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和赛斯—英夸特的一次谈话
中对这次“特别抚慰行动”——又称“Ａ—Ｂ行动”——的细节作了规定。这次行
动的借口是结束为部队安全所作的危险性的宣传。希特勒常常凭借自己天才的“直
观能力”，早在八个月以前就预料到了这种形势，为了改变这种形势，他当时就对
所要做的事情作出了决定…… “Ａ—Ｂ行动”完全由在波兰的德国中央保安局
的代表去完成。他们是：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首脑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和党卫队
队长兼警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人事局、第一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和海
德里希的代表。他们的人员通过专程从德国派来的党卫队而得到加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盖世太保逮捕了克拉考大学的教授。他们被带到德国内
地的一个集中营里。在Ａ… Ｂ柠动中，要消灭的人员数字太大，把他们送到德国去，
困难太多，比做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麻烦。因此，决定从简办事。“我们不需要把这
些人先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弗朗克在一九四零年五月三十日同克吕格尔和施
特雷肯巴赫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遇到麻烦，就会同家属
发生不必要的通信联系……因此，我们将用最简便的方式办事。”
接着党卫队开始大逮捕并进行窜改原词的审理。整个事件听任盖世太保独断独
行。五月三十日，弗朗克向警察下达他最后的指示：“如果法院企图干涉警察协助
采取的Ａ… Ｂ行动，这应看作是对国家和德国利益的背叛……我这里成立的大赦委
员会与这些事情丝毫无关。Ａ… Ｂ行动完全由党卫队队长兼警长克吕格尔及其机构
执行。这纯粹是一种内部的抚慰行动，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是在正常诉讼范围之
外的。”
波兰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不经过正式诉讼和得不到任何可能赦免的情况下被盖
世太保和党卫队“消灭”；施特雷肯巴赫在办完一切事情之后，趁机飞回柏林，去
料理他的日常行政工作。当时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告别宴会，会上弗朗克在简短的、
动人的演说里为共同作出的优异成绩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演说里有这样一段骇人
的话：“施特雷肯巴赫队长，你和你的部下在大行政区里所做的事情是不会被人遗
忘的。因此，你不必对此感到羞愧。”
此后盖世太保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弗朗克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签署的一项法
令使盖世太保给那些最卑鄙的行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时已经有一万七千多个作
为人质的波兰人，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的情况下被枪决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二
十五日，弗朗克当着党卫队的面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辩护：“当我们听到枪决人数
有一万七千名时，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这些被毙者同样也是战争的牺牲品。”
但是“外国宣传”围绕着人质被枪杀一事大叫大嚷，因此必须找出一条克服这种困
境的途径。他们不改变方法，而是干脆从词汇表中正式删去“人质”这个单词，通
过完全由盖世太保成员组成的“军事法庭”十月二日发布的一项规定去杀人，从而
使杀人合法化。法令第四条规定：“保安警察的军事法庭由保安警察和情报处的一
名党卫队长和两名该部门的成员组成。”另外，第八条规定：“保安警察军事法庭
所作出的判决可以立即执行。”
盖世太保用这种方法可以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他们对那些反对现政权的人进
行追踪、逮捕、判刑和处死。所有这一切都不必经过其他局的任何监督。在该规定
发布以后，判处和枪毙了几百名关在克拉科夫监狱里的波兰人。
当盖世太保和保安处指使人在波兰野蛮地进行恐怖行动时，海德里希没有疏忽
他部门中的其他任务。
在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际，陆军某些人士的不安心情并没有逃过保安处无
数侦探的眼睛。保安处从克莱施特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去伦敦的旅行中得到了风声，
但是不能确定这位搞阴谋的特使是谁，也不能确定他的详细任务是什么。但是希姆
莱的参谋部里却有人知道，这位密使带来了丘吉尔的一封信，其他的调查报告还没
有送来。在——九三九年八月准备袭击波兰的同时，那些将军们重新发起进攻，当
然他们不会漫无目的地行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定，彻底研究这件事，调查这个
潜在的反对派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由于调查工作在德国毫无进展，
因此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首先从英国人那里着手。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挑选了保安处的两个“希望”人物，两
个非常有天才的年轻人瓦尔特；施伦堡和赫尔穆斯·克诺亨。这两个人属于不能用
金钱换来幸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党花了很大力气使他们有所造诣。海德
里希有权这么说，他为了同英国人取得直接联系需要一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能说
一口正确的，甚至是道地的英语，而且能够在谈话中避免英国设置的圈套。冒险活
动的结果证明他选择得多么出色。
年轻的克诺亨恰好分配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局，即保安处外事局。他受委托
在国外建立新的情报网。他努力去发掘流亡者，这些人因处境困难无意干“有利可
图”的事。
克诺亨了解这种社会环境，因为他从前就是研究这种社会环境，监督流亡者和
他们发行的刊物的。他用这种方法招募一个在巴黎穷极潦倒的国民经济学家，名叫
弗朗兹·费歇尔的博士。费歇尔从此成为保安处在荷兰的特务广也许他是应保安处
的要求才定居在那里的。他在荷兰可以同英国各界人士交往，不久又同谍报局的间
谍取得联系，这些间谍想在德国流亡者当中刺探情报，获取资料。据说陆军统帅部
的将军和军官中间成立了抵抗组织，克诺亨派费歇尔到边境去，要枣他向英国人建
议同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会晤。
十月中旬，费歇尔成功地使英国人愿意同抵抗人士保
持联系。波兰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同盟国希望在西部立即发动一场进攻。因
此，任何有关德国陆军领导中可能出现裂缝的情报对他们说来如获至宝。英国谍报
局不知道，费歇尔是一个“双重间谍”，受杜塞多尔夫保安处的控制。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施伦堡就来接替克诺亨，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直接接触。
号称“心腹”的费歇尔为十月二十一日在荷兰小城市苏特凡安排了第一次“碰
头会”。施伦堡给自己取了一个在最高统帅部运输科里工作的夏梅尔上尉的名字。
事实上确有其人。英国谍报局的间谍对他们手中拥有的德国军队的军官名单了如指
掌。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已经把真夏梅尔派往东部接受一项任务。化名为夏梅尔的
施伦堡成功地骗取了前来会晤的三名间谍史蒂文斯少校、佩恩上尉和科彭斯少尉的
信任。这四个人经常在荷兰会面，施伦堡甚至还陪同英国人去阿纳姆和海牙。
施伦堡在他越过边境的一次旅程中由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陪同，他在给人介绍
这位先生的时候，说他是武装部队抵抗小组的有领导地位的将军。这位“将军”受
过教育，举止高雅，是一个出色的健谈者，他给英国间谍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施伦
堡把这个困难的角色委托给一位“业余爱好者”，一位有名望的柏林精神病专家德·
克里尼博士医生。
当时甚至慎重地派了一架飞机护送专机飞往伦敦。施伦堡在去荷兰的旅程中每
次从杜塞多尔夫驻地向柏林汇报行动的进程。十月三十一日，假夏梅尔在海牙得到
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以便可以同英国谍报局的间谍不断保持联系。此外，他还得
到一张特别证件，有了它就能够向海牙的秘密号码呼叫。这一局看来走得挺不错，
再则施伦堡希望达到双重目的：首先使英国情报部门“中毒”，用假情报或者“游
戏资料”来哄骗他们，其次去接近军事抵抗运动的核心。
在十一月七日会晤时双方同意第二天在文洛举行碰头会。
十一月八日下午，由十二个党卫队员组成的一支特别行动队到达杜塞多尔夫，
希姆莱派他们来是为了“保护”施伦堡的。行动队由瑙约克斯担任指挥，他曾经在
对波兰格莱维茨电台的“袭击”时显露“头角”。 “夏梅尔”答应过英国人，
他将在十一月八日把抵抗运动的一名领导人送到边境。可是他到了文洛后却说，这
件事要在十一月九日才能办到。因此，这次约会推迟到第二天。
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市民的酿酒地窖里发表年度演说，纪念一九
二三年参加暴动的那些“英雄”们。
不过这次很例外，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出席。希特勒讲得非常简短，发言以后立
即离开礼堂，没有象往常那样与“老战士”闲谈家常。
几分钟以后，据目睹者说，一次可怕的爆炸摧毁了半个礼堂，炸死六人，炸伤
六十三人。希特勒要是不及时离开，恐怕早就上西天了，因为炸弹安置在礼堂中间
的一根柱子里，而希特勒发表纪念演说总是站在那里，包括这次在内。
一小时以后，希姆莱打电话给在杜塞多尔夫的施伦堡，告诉他有关行刺的情况，
并命令他在党卫队特遣队的帮助下劫持由“夏梅尔”约定第二天在文洛与他们会面
的那三个英国人。这是施伦堡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值得怀疑。从党卫队特别行动队
在炸弹爆炸前几小时到达杜塞多尔夫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慕尼黑行刺和绑架都是
蓄谋已久的事。施伦堡在十一月八日那天无需什么保护，他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英国
间谍们的信任。由十二名党卫队员组成的一支特别行动队是为这次特遣队行动而组
成的，由那位大刀阔斧的专家瑙约克斯领导，这支行动队看上去似乎不象一支防护
队，倒象是一支特遣队。另一方面施伦堡同英国人的会晤总是在荷兰领土上，而且
经常是在内地举行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瑙约克斯和他的十二名党卫队员怎能照
料得到施伦堡的安全。
十一月九日下午，施伦堡在靠近文洛边境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英国间谍。当他
们的车子——一辆重型皮克牌汽车——朝前驶来，打开车门的一瞬间，满载党卫队
员的一辆运输车突破边境栅栏，开到咖啡馆附近停了下来。党卫队员纵身而下。开
始了一场枪战。科彭斯少尉受了重伤，跌倒在地。正象施伦堡后来所描述的那样，
瑙约克斯和其中的一名队员冲向那辆皮克，他们象“抢干草束”似的把贝斯特、史
蒂文斯和一个受伤者拖了出来。
当几个党卫队员火速掩护载着三个俘虏的车子撤退时，他们跳进皮克往回开，
越过边境，扬长而去。这次劫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次绑架只进行了几分钟，因
为这次行动的确是一伙强盗干的一次漂亮的袭击。这次暴力行动冒着极大的外交干
涉的风险；它损害荷兰的边界，挑起武装入侵，在荷兰领土上犯下罪行。几小时以
后，科彭斯少尉死在杜塞多尔夫的一家医院里，他的证件表明，他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