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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等着剧本的主角，在小门上轻轻地敲一下门就马上启开了。这时传来了前院
小石子路上的脚步声，栅栏门接连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法庭”人员已经聚集在
律师的接待室，犯人们可以在小桌子后面作一番自我介绍，他们过去就是倚靠在这
张小桌子旁同对面的自己辩护人讲话的。
此时戏剧发展得很快。从监狱底层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又是一扇牢门的响声，
时而打开，时而关闭，还有正在走向接待室的脚步声。
整座监狱屏住呼吸、气氛紧张。“政治犯”和“刑事犯”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
每个俘虏都喜爱其他俘虏，也就是喜爱那个落入可怕陷阱的兄弟，要活着离开这个
可怕的陷阱那是不可能的。
几分钟过去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如果“被告”较多些，那么会议有时
候需要大约十五分钟。而这十五分钟看来是长得可怕。门声和脚步声终于宣告了会
议的结束。有时突然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一种很快就要窒息的绝望声或愤怒声。铁
栅栏又相继启开，圆石子又在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小门重新在这三位“先生”
的后面关上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镇静地走了出去，而被判者却在仓卒地写完他
们最后的一封信。
警卫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阵喊叫声，接着“犯人”们满腔怒火、泪水纵横
地引吭高歌，那只曲子的歌声回荡在环形路上，多数人唱马赛曲，有时唱国际歌，
接着又是一阵喊叫声，声音渐渐离去：“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紧接着是
一阵枪声，它在高墙间发出可怕的隆隆的回声，经久不息并在监狱的角落和我们的
头脑里起伏不停。一种单调的霹雳声犹似打雷后发出的那种做作的声音：给死者添
补了致命的一枪。
当特遣队的整齐步伐从大门处远远离去的时候，我们听见锤击声，有人正在把
毛坯木料制成的棺材钉牢。最后卡车开走了。达尔南的刑庭也就宣告结束。
到了晚上，监狱神父看望了每间牢房，在那憔悴的脸上和大眼镜后面的那双善
良的近视眼里流露出世人的全部悲哀。“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同志……”
他的声音停留在这句话上。“他们死得勇敢。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那就为他们
祈祷吧！如果你们也勇敢起来，你们就有希望、就有信心。”说完话以后，他就走
了，他从每个牢房里带走十二个或十五个被捕者，他们正在等待法庭的下一次审判，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流露出虔诚的爱和虔诚的信心。
我必须指出，遗憾的是这些军事法庭的大多数“法官”在解放后没有被认出来。
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 陆军反击盖世太保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东方刚刚破晓，一支强大的舰队全力向法国北岸推进。
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将军的率领下
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迅速地取得了立足点。这场经过酝酿、期待已久、异常可
怕的法国之战即将开始。
盖世太保在盟军的围困和夹攻中只有招架之势，毫无反击之力。德国陆军重新
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顽强地进行激战，终于保住了几个月来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希特勒禁止任何退却行动。党卫队直接参加作战，驻守在东南地区的“帝国师”以
惯用的暴行来执行他们扫荡游击区的任务。这个师为了抵抗盟国部队，从蒙托邦到
圣洛，横扫了整个法国。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成百具尸体。蒂尔的九十
九个被绞刑者和格拉尼河畔拉多村的被枪决或被活生生烧死的居民成了国家社会主
义的牺牲品。
残暴的统治必然导致他们走向灭亡。“帝国师”在圣洛战役中失去了五分之三
的兵力。圣洛沦陷之后，德国部队被迫逃离阿弗朗什，一窝蜂似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官员们开始惶惶不安，盟国部队迅速逼近首都的消
息不胫而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一旦巴黎失守，有些人为丁确保行动自由
而偷偷溜走。等到天快大亮的时候，抵抗力量的作战分队必定会阻击最后一批德国
撤退部队。为此，奥伯格命令预先逮捕一切适宜担任领导工作的人。
早在四、五月份有人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逮捕了十三个被看作敌视德国的
在职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一批著名人士。
八月十日，又有四十三个人被逮捕和放逐，他们当中有：地方行政长官、高级
财政官员、上将、上校、少校，律师和教授。巴黎人没有觉察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沉浸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中，被解放斗争的胜利成果弄得神魂颠倒。这场解放
斗争扩大到了首都以西二百公里。七月十四日，巴黎好几个区的市民在法国国旗的
指引下穿过大街，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巴黎人根本没有预料到七月二十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个事件使驻巴黎的德
国当局、尤其是盖世太保大吃一惊。
德国反法西斯人士早就打算重整旗鼓，采取冒险行动，但是由于保安队和盖世
太保四出活动，这一行动遭到了破坏。在军队中也组织了抵抗部队，只有他们似乎
有几分成功的希望。但是一切证明，他们宁愿找一些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而不去过多地考虑接受上司赐给他们的许多恩惠。上司懂得，要用越级提升（注）、
支付高薪的方法来堵塞他们的嘴，更不用说希特勒经常把这些礼物赐予那些大元帅
和将军了。
（注）1940年7 月19日，十二名将军同时被提升为大元帅。
所以最初抵抗纳粹的勇敢行动并非出现在军队。在战争时期，最早的敌对运动
往往产生于高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师生们受到良心的责备，因而起来反对继续轻视
一切精神的价值。派纳粹密探混入大学是破坏不了具有独立、自由和正义感的老传
统的，这些老传统对各地大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运动小组。这个小组
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大胆说教的小册子，并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继续
油印和散发从席勒的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梭伦》中摘录的几个篇章。
一九四三年初，“白玫瑰”的队员开始进行公开对抗。年轻人敢于把“打倒希
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到墙上，这在今天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当时却需要相当
大的勇气。二月十八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有人油印了公开号召起来反对纳粹
统治的传单，并以投寄方式将其投向讲堂。同时，传单还向国防军官员的良心和自
尊心发出呼吁。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意外事件，他把卡纳里斯和拉豪森叫到
慕尼黑，他们了解传单事件的全过程。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传单的起草者被处以
死刑。青年人更相信军人的荣誉感，他们的呼吁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反响，也许这个
呼吁有助于谍报局的那些一成不变的老牌密谋集团采取行动。
然而，“白玫瑰”的青年队员并不仅仅满足于散发传单。
二月十九日，他们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
小头目一眼认出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于是，他便急匆
匆地跑去报告。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当天就逮捕了三个大学生，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
斯托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这两人都是医科大学学生，还有二
十二岁的莎菲·舒尔，她是哲学系的学生。三个人经受三天的审讯和拷打后，于二
月二十二日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上就被处决。
搜查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七月十三日，哲学教授库特·休伯和医科大学学生亚
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十月十二日，厄运终于降临到医科大学学生维利·格拉夫
的头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死刑，并且用大斧砍去了他们的头颅……。
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是不知道这些酷爱自由的殉难者的名字的，可是他们却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在此向他们表示适当的敬意是有充分理由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象催化剂那样影响了军队。目光敏锐的人认为，总有那
么一天，希特勒要么不得不放弃战争；要么将战争扩展到俄国寒冷的平原，以全军
覆灭而告终。如果现在将军和军官们对希特勒及其统治采取直接行动，那么为了拯
救还可以拯救到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去反抗纳粹罪行，而不应停留在愤慨上。多年
来，这些罪行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犯下的，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结束这些罪行。
害怕失败以及要想保住既得利益的这种本能的动力就足以唤醒和驱动它们。 自
从纳粹统治开始以来，希姆莱就派人严密监视着军队。可是，保安警察担心，军官
们在参谋总部的保密情况下，有时会协同外交官一起搞阴谋活动。德国中央保安局
派出了最出色的间谍进行追踪，然而密谋者拥有强大的、实际上难以穿透的堡垒—
—谍报局，当然这同样也是希姆莱想占有的对象，希姆莱内心早就想把所有的谍报
机构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九四三年二月初，这些机构也是卡尔登勃鲁纳的主要目标。
当时，谍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正在相互角逐，因为密谋者长期来不敢下决心干掉希
特勒，而现在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军官们也许早就可以除掉希特勒，甚至可以使用
合法手段，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当他们作出决定以后，接连进行了几次徒劳的
尝试，其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尝试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进行的，它被称为
“闪电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由一根雷管引起爆炸而立即导致全面政变。谍报局
和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作准备，
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和他参谋部内的一个传令官费边·
冯·施拉勃伦道夫中尉在中央集团军总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作好了最后的准备。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
之前，施拉勃伦道夫给了希特勒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
个官员事先已答应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白兰地酒”带给元首总部的一个朋
友。包裹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大概在飞机越过明斯克时炸弹就会定时爆炸。这枚
炸弹是从谍报局带来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到斯摩棱斯克去参加谍报局会议时，他
的陪同——谍报局第二处处长埃尔温·拉豪森把炸弹交给了冯·格斯道夫上校。
但是，炸弹的雷管失灵了，希特勒乘的飞机安全抵达腊斯登堡。密谋分子借口
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于是将它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因此，这次谋杀的企图从未
被发觉。
其他一些关于消灭希特勒的计划仍在制订中，有的眼看就要实观了，可到最后
所有计划还是化为泡影。
但是，缪勒和施伦堡这伙人继续进行他们的调查。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他们
在谍报局内部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盖世太保逮捕了谍报局对外谍报处处长汉斯·奥
斯特上校，此人是密谋分子中最活跃的头目之一。在第一批被捕者当中还有杜那尼
博士，盖世太保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为他们提供了密谋分子
活动的重要线索。由于文件太零乱，所以盖世太保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况且
还有其他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希姆莱在反对卡纳里斯这方面患有一种严重的心理
变态病，因而没有果断地对谍报局直接发动攻势。所以，这位谍报局首脑又支撑了
几个月。
九月，盖世太保用一种他们所惯用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打击。主要打击曾在
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的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
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周围的人。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继
续了一九三六年故世的丈夫和父亲的英勇反抗行为，她们经常把持相同政见者聚集
到“沙龙”里，称之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索尔夫圈子”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
联系，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取得联系。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柏林仁慈医院一位
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立刻流露出强烈的反纳粹
情绪，并自告奋勇地愿意把消息传递到瑞士去。可是索尔大夫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不够谨慎，哪里知道，雷克策博士是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这一次，希姆莱也在耐
心等待，但是，到此为止所收集到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卡纳里斯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到了十二月，强迫奥斯特辞职并逮捕他的材料已收集齐全。一九四四年一
月，卷入索尔夫圈子事件的七十四人均被逮捕。不久，大部分已经暴露身份的人被
提交“人民法庭”庭长、惨无人道的罗兰·法赖斯勒进行审讯，尔后被判处死刑
（注）。
（注）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幸免一死，她们由于日本大使的干涉，被关进了
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
一九四四年初，新的意外事件使谍报局的活动经常处于隐蔽的，偶尔再公开一
下的状况。由于谍报局的活动机构没有“全部”瘫痪，希姆莱现在敦促希特勒采取
措施，这些措施是希姆莱在施伦堡的威逼下要求采取的。
二月十八日，希特勒下令摧毁谍报局这个中心机构，它是由“外事局”和原秘
密处“谍报局办事处”所组成。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专干纯军事
情报的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
同时，希特勒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纳粹情报局的独裁者）给
以“对外行动完全自主权”，唯独卡纳里斯被免职：解除其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格奥尔格·汉森上校转任军事情报局头目，他原先是谍报局第一处处长，主管
陆海空情报局。汉森和弗赖塔克—洛林霍芬男爵上校是谍报局内部密谋集团的最早
成员，·非凡的运气保护了他；盖世太保没有预料到他的活动。现在他作为军事情
报局的头目继续积极地参加密谋活动。但是，自七月二十日发生谋杀事件之后，他
和他的朋友一样被处死（注）。
（注）弗赖塔克—洛林霍芬自杀身死。
谍报局——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国外的对手就这样终于土崩瓦解了。希姆莱战胜
了自己的敌手卡纳里斯。密谋分子再也无法为自己寻找借口和出路了，原因是过去
向他们提供伪造证件、假指令和炸弹等的来源被卡断了。密谋分子过去经常利用机
会把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人送到瑞士去，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同英美保
持接触也是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密谋分子中间早已公开存在的意见分歧再次激化。
如果不是在谍报局解散前夕有一个新的同谋者采取了另外的行动，那么这次打击对
阴谋活动来说也许是致命的。
参谋总部军官克劳斯·沈克·冯·施道芬堡伯爵中校在突尼斯受了重伤（注），
后来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他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裔，他的母亲
是乌伦克尔—格奈斯瑙。施道芬堡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优越性，并幻想着由
他重建一个美好的德国。但是他也意识到，战争失败了，希特勒争夺德国和军队已
到了极点，他也许不会很快遭殃。因此，施道芬堡参加了密谋活动。密谋活动的核
心人物就是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
贝克上将。
（注）施道芬堡在突尼斯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吉斯维乌斯清楚地阐述了
施道芬堡的动机：“施道芬堡不希望希特勒把有遭到死亡威胁的军队推向灾难；对
他来说，拯救祖国和拯救军队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他不能孤军作战。施道芬堡承认
自己是“七·二零”事件的高级军人集团的人物。人们从一九四二年起——那时失
败接踵而来——谈论有一个秘密的军官集团，那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这个集团有意
识地出现，坚决要在其他方面去闯出一条路来（注）。”
（注）吉斯维乌斯著：《直到痛苦的结束》第2 章，238 页，1947年第1 版。
施道芬堡认为，所有争论，所有未来的计划，所有备忘录和给将军们的信都是
毫无意义的，而他所需要的是行动：这是密谋集团的首脑第一次冒生命危险。一九
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被叫去腊斯登堡的元首司令部“狼穴”听报告，在他的
公文包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然而，希特勒为了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