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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燃烧的大厦。狄尔斯领着他们穿过大火尚未烧到的走廊，向那些已在进行工作的
人员交代第一批任务。
希特勒一到，火冒三丈地高声怒吼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没有人会阻挡
我们用铁拳去消灭共产党人了。”
一月三十一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簿上写道：“希特勒在大会上部署了反对红
色恐怖斗争的重大路线。我们目前不会采取反击措施。只有当共产主义革命爆发时，
我们才会在适当的时刻给予打击。”
有人需要“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能够采取“反击措施’，然而，时间在消
逝，革命没有爆发，而选举却愈来愈近了。选举前一星期，国会大厦失火了，这是
上帝恩赐的一件真正的礼物，戈培尔可以从中捞到极大的好处。
二月二十二日，起火前五天，戈林把冲锋队改成辅助警察。没有他们根本不可
能在起火的晚上和在第二天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逮捕对象的名单早已
准备就绪，但是要逮捕这么多的人是需要出动全体人马的。
另外一个情况是：起火是在竞选中发生的。希特勒象往常一样进行了一场周密
的选举活动。他那份由戈培尔制定的，并在二月十日分发给党小组的日程表恰巧安
排得满满的。希特勒每天都得在几个大会上发言，大会地点往往是彼此离得很远。
他所有的宝贵时间也许连一小时也不能失去。但是，戈培尔在二月十日那天并没有
把大会规定在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而且把元首在二月二十七日不
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明确地通知了各党小组。
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这天晚上，国会大厦里的火焰熊熊燃
烧起来。
现在着火了：第一批警官是在发现火势以后几分钟，即在晚上九点十五分到达
出事地点的。他们对多处火源（六十到六十五处）以及分布在整幢大厦里的火源感
到吃惊。大多数火源看来是由于燃料引起和点燃的，特别是从大会厅地板上升起的
那股巨大的无烟火柱……
由海因里希·冯·格莱兴（“贵族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出版的保守的《环球
》周刊在三月份第二期上发表了二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真是愚蠢的民族吗？搞阴谋的主犯在哪里？他们对自己
所干的事情会感到心安理得吗？也许他们是德国或国际上等社会的成员。’这篇文
章发表后，《环球》周刊立即被查封了。
戈林和戈培尔通过电台喊道，只有共产党人会进行暗害。起火后的那天，盖世
太保和刑事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所在地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尽管这幢大厦已经
搜查过多次，并对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清理，同时又有警察看守，但；是正象戈培
尔博士所宣布的那样，总还发现了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证明，
有人要在整个德国策划一次暴动。发动红色恐怖的信号可能是火烧国会大厦；他们
到处散播这次所谓计划的细节，并说，这次计划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纳粹爱国者
当机立断。尽管外国报纸提出许多要求，但这一大堆文件是永远也不会公布的，甚
至连国会纵火案中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都不会提交出来。
那么这些担任调查工作的官员干了些什么呢？具体的事实已经证明其中有一个
纵火犯当场被逮捕了。这些官员除了捉到一个托格勒和几个保加利亚人外，一无所
获。然而，在阿图尔·奈比的支持下，狄尔斯亲自继续“追查’此事。
阿图尔·奈比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警官，他曾经因写了一篇刑事学论文而一举成
名。
奇怪的谣言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其中有些名字听来令人惊奇。毫无疑问，他们
的名字已经传到成千个盖世太保
中的一些人的耳朵里面去了。
有位贝尔医师讲了有关卢勃的一些怪事。这位医生在纳粹党内有许多朋友。但
是他现在却说，卢勃同冲锋队保
持多方关系。他装出一副知情人的样子补充说，他知道国会起火那天晚上发生
的事。在三月三日或四日那天，他在弗雷德里希大街国际俱乐部里对德国人民党的
一位朋友说，他知道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经过，他（为了解此事而感到骄傲）又把
这件事写信告诉一些党内朋友，以便使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一封信投到了盖
世太保的一个办公室。
贝尔医生觉得自己已被人追踪、监视，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企图在奥地利那一
边的边境，一个宁静的库夫斯太因地方寻求避难。四月三日，当他感到自己已经安
然无恙的时候，他却被那些来自慕尼黑的冲锋队员杀害了。
接着，发生了奥伯弗伦博士（德国民族党国会议会党团主席）的怪事。他也知
道国会纵火事件的奇怪的细节。但是他写这些事情也太不聪明了。他把他知道的关
于那些纵火准备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下来，然后寄给一些朋友。有一本小册子传到了
国外。这份回忆录被发表在法国、英国和瑞士的报纸上。五月三日，人们发现这位
博士死在他的住所里。
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他是自杀的，但是他的家属发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不翼而
飞了。
经过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血腥清洗，罗姆的司机克鲁泽在成功地逃到
了国外后给兴登堡写了一封信，向他揭发了国会纵火问题，说是由几个冲锋队员—
—罗姆的心腹——在戈林和戈培尔的帮助策划下干的。
但是所有这些谣言和说法，不管多么具体，有些细节很少有说服力。人们怎样
才能进入国会大厦里去呢？入口处只有两个，一处是西姆逊大街上的二号门，它只
有在举行会议的日子里才开放，一处是在国会旁边的五号门。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只
开放五号门。穿过这扇门到达一座大厅，大厅与门之间隔着一条绳栅栏。绳栅栏后
面是门房间。每一个来客必须把他想要找的那个议员的名字登记在一张纸条上，然
后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和来访原因。工作人员把纸条送给那位议员，只有得到他的同
意，来访者才允许进入大厦并由议会工作人员带领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把来访者的
姓名登记在一份特别的日常进出人员表上。
据调查现场情况的官员说，总共有七至十个人携带大量燃料，而且他们一定拥
有一把梯子。但是这七至十个人怎么可能回避检查呢？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里也有暖气设备，从那里有一段小阶梯通往地下过道，
它贯通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大街，终点设在位于大街另一端的国会议长的王宫里。
有一扇小门把过道与那里的暖气室隔离开来。走廊相当宽，甚至连一车煤也可以通
过一条轨道推往王宫的暖气室里。
现在看起来，穿过该通道把整队人马带进国会大厦是多么的容易。
外面谣传纷纷，冲锋队长恩斯特和海因斯都是纵火犯，赫尔道夫伯爵也参加了
这次行动，或者多少参与了这次准备工作。此外，恩斯特在喝酒时吹嘘过这次行动。
起火后几个星期，在诺伊鲁平有一个名叫拉尔的人因撬门偷窃案被捕。他自以为，
只要他揭露些什么，就可以摆脱这件偷窃案件。因此他要求，“在另外一件案例中”
作为证人接受调查法官的审讯。
“二月份，”他说，“我是卡尔·恩斯特的卫队人员，国会大厦起火时我在场。”
这位好心肠的人就这样不停地往下说。他提到戈培尔，和戈林，说出那些参加
过这次行动的人的名字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行动的情况，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书
记员，司法部职员赖内金把全部供词作了记录。
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恩斯特把他卫队中的十名特别能
干的冲锋队员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去完成一项棘手的任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拉尔也是其中一个。根据一项计划，他们被安排在国会大厦的一些地方，纵火焚烧
国会的目的并没有马上泄露给他们。在纵火的那天晚上，这十个人随车进入国会议
长的王宫，然后进入地下室。他们在那里等待卡尔·恩斯特的一个约定信号已有二、
三小时，每人拿着一罐燃料，由于经过多次练习，每个人已经记住了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
在长时间的等待过程中，是否还要进行其他活动，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恩斯特终于来了，他发出信号，这十个人就通过地下过道
潜入到那幢静悄悄的国会大厦里，走遍各个角落，然后把燃料点燃。这一切在十分
钟内就干完了。十个人仍由原路回到王宫。
这十个人也一直在等待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个行动”
的信号，另一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对那位被“朋友们’当作心理状态正常的
范·德。卢勃进行‘遥控’。当时，这位可怜的家伙也许受到一种药物的影响，主
要是受人唆使，袋里塞满了火柴和点火器来到国会大厦，他跨上一个窗台，敲碎了
一块玻璃，这时候冲锋队员已经穿过几间屋子，把他们的燃料浇在指定的地点上，
然后在戈林的保护下离开那里。显然，戈林到底是巧妙地找到并同意了由主谋者戈
培尔所拟定的这项计划。
当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戈林先授权吉斯维乌斯，以后又授权狄尔斯
转移调查方向，要他们去注意消灭那些正在出现的、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拉尔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曾经把拉尔的供词记录下来的那个书记员赖内金是个纳粹党人，他虽然是个不
重要的，却是个自信的、没有头衔的冲锋队员。他现在看到了一种能够出人头地的
可能性，那就是使该政权的那些达官贵人注意他的价值。他深信，拉尔说出了事实
的真相；拉尔说的那许多详情细节有据可查，特别是他在二月底确实担任过卡尔·
恩斯特的贴身近卫，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在同证人和证人供词的多次接触中，
他学会了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本领。
赖内金向他的上司作了紧急汇报。鉴于事情的重要性，他们决定前往冲锋队总
部。那里的人指示他们去找盖世太保。
盖世太保把拉尔从诺伊鲁平监狱里接出来并告诉法官，要使用他的证词。他被
带到盖世太保总部那里，连续审问了二十四小时。
不少密探被派到各地去。盖世太保在莱比锡的邮局里截获了一封信，诺伊鲁平
的法官把这封信送交给了帝国法庭的调查法官，信里附有拉尔供词的一份记录副本。
突然被提升为队长的赖内金在诺伊鲁平受托去销毁这份原始记录。同时，盖世
太保在拉尔的住宅里、在他的情人处以及可能藏有他的信件或记录的其他地方都进
行了搜查。
拉尔的下场正象他曾经希望过的那样，他获得了释放。
而且是最终的释放。几天以后，一位农民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是在白天耕田时把尸体挖掘出来的。尸体被人埋葬在只有二十厘米深的田里。
他是被掐死的。
不管所有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多少，盖世太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
国会大厦的火是由冲锋队放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受到计划的主谋者戈培尔的怂恿，
以及得到戈林的帮助进行行动的，如果没有他，那将会一事无成。
那么范·德·卢勃要在这伙人当中寻找什么呢？正如帝国法庭在审讯时正式指
出的那样，这位不幸者是搞同性恋爱的。他曾经在柏林几家名声败坏的夜总会、避
难所和咖啡馆里消磨时光，跟聚集在那里的一伙人厮混。冲锋队沾染上了同性恋爱，
“男性友谊’盛行一时，参谋长罗姆是个标兵。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冲击团也
受到了毒害，这批纵火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恩斯特周围的人，如果不包括恩斯
特本人的话，海因斯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属于这伙弟兄们的，并且从他们当中挑选卫
兵、司机和心腹。这位荷兰人由于同周围有着秘密的联系，所以当那些阴谋家正在
密谋策划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他们立即认识到，可以使用他来担任一
种角色。这可能是一种儿戏，训练这样一个半疯的人，唤醒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性，说服他（一个可怜的赫罗斯特拉塔！①）把挑衅性的嘲笑火把掷进国会大厦—
—他所厌恶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象征——的王宫里去。
① 赫罗斯特拉塔，希腊人，约于公元前365 年，为在全国闻名而纵火焚烧阿
尔忒弥斯（Ａｎｅｍｉｓ）女神之庙。——译者。
他在行动前也许受到药物的影响。在审讯期间，他含糊地喃喃自语道，还有‘
其他人”。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话；他陷入了某些医生认为是由莨菪胺引起的那种
迟钝的状态中。
伦敦国际调查委员会揭露了地下通道的事情。在起诉过程中，莱比锡法庭人员
前往柏林国会，走进有名的地下通道，不过目的只是为了得出纵火犯也许不会从这
条路潜入大厦的结论，但是国会大厦的那些守夜更夫们保证说，他们当时肯定发现
有人经过这里。
这位忧郁的范·德·卢勃为这个偶然事件付出了他的生命，因为这个事件曾经
把他引向那些穿着褐衫服的纵火犯的道路。除拉尔外，大多数纵火犯都牺牲在同谋
者的子弹下。盖世太保估计不会再有证人了。
国会起火和莱比锡法庭的起诉使纳粹党，及其方法和人员暴露无遗。整个文明
人类对他们的伎俩作了评价，对他们的道德观念作了衡量并得出了结论，他们是一
伙行为最卑鄙的犯罪者。因此，要从中得出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些结论是不怎么困
难的。
然而，对此还需要有点勇气。要是闭上眼睛，让杀人犯继续胡作非为，那是很
容易的。德国的盖世太保早已懂得用恐怖手段使人人缄口无言。
几年以后，勒普克这么写道：“当今的世界灾难使世界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的
代价，因为这个世界对待一切告急信号——它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大声疾
呼灾难即将来临——置若罔闻，这种灾难是由纳粹的魔鬼部队带来的，它首先带给
了德国本身，继而带给了其他国家。这次战争的恐怖程度同世界施加在德国的其他
恐怖程度完全相等，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甚至同纳粹保持正常的关系，同他们一
起筹备国际性的庆祝活动和大会。”①。
① Ｒ．Ａ．佩尔克曼在纽伦堡引用勒普克的《德国问题》；《国际军事法庭
文件，第21卷，第639 页。
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一九三三年，戈林被“国会纵火诉讼案”弄得精疲力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
场。这次起诉对纳粹党人说来是个失败；他们在德国，尤其在国外名誉扫地。
赫尔曼·戈林感到欣慰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收到元首的一封来信。
希特勒回忆了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和由戈林领导的重建冲锋队的工作情况，信中最后
写道：“你为创造一月三十日的先决条件帮了大忙。因此，我急于，……对你为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进而为赢得德国人民所作出的如此伟大的功绩……深表谢意。
①”
① 格里茨巴赫：《赫尔曼·戈林》，第60页，慕尼黑，1942年。《国际军事
法庭文件》第32卷，第83页，脚注3259。 几个星期以后，他在精神上稍许得到宽慰。
航空兵站部改名为航空部，虽然说，这是一个民用部，但是它却掩盖了秘密地重建
德国空军的真相。这样，戈林就成为航空部长，并乘此机会成为德国军队的将军。
有人在兴登堡那儿旁敲侧击地说，一位部长也许明天就要对强大的空军发布命令，
他怎能继续担任上尉。
一个由退伍将军格里梅领导的“空军防御同盟”成立了。麦塞施米特和亨克尔
设计师在上校埃哈德·米尔契的领导下着手进行工作。米尔契是戈林从一九一八年
起当上尉飞行员时所认识的空军后任总监。
现在，戈林逐渐减少去过问警察问题；卢勃的案件使他在这方面退让三分。但
是他并不打算把“他的”盖世太保完全拱手交给别人，所以他在一九三四年这么写
道：“我个人致力于改造盖世太保已有数星期，我终于单枪匹马、当机立断地建立
了国家秘密警察。如今德国和普鲁士根本谈不上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险。
这首先是那种使国家的敌人胆战心惊的机构对此作出了贡献。①”
① 戈林；《一个民族的建设》，第88页，柏林，1934年。《国际军事法庭文
件》第4 卷，第258 页，脚注2344。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即夺权周年的那一天，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