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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情与法的冲突与较量每时都可遇到。
不论谁出了事情，只要他稍稍有几个朋友，马上就会有人往有关的部门去跑，托熟人、找关系。在温州办事情，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绝对不行，工商要有人，税务要有关系，办工厂要走后门，定摊位要找熟人，甚至谁犯了死罪，公安和法官那儿也会有说客——温州人想：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关系能使死人变活人。
可毕竟法制在逐步健全，毕竟人们开始有了现代意识，毕竟知道有些事该办有些事不该办了。
由此，我们也想起了温州有些干部的落水。
在温州当官比在其他地方又好当又不好当。
“好当”指的是只要你正直，有“网络”好好用，不要太贪，不要太出风头，不要丢掉朋友，你总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不好当”指的是人情太重了，朋友之间平时整天在一起，你吆我喝，你酒我烟，一旦朋友有事了你却跑得“远远三十六”，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温州混下去？温州有些干部是为了朋友而栽掉的。毕竟，温州是个人情大于原则的地方！
在杭州就不大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杭州人大多比较谨慎，人际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淡薄：非常可能通融的事情可以试着办办，无法通融的事情你就死了心吧。他们法规意识强了一些，可人情味也跑掉了一些。
对人类来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事物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鱼与熊掌总不能兼得。对温州人来说，处处讲人情，不讲原则，温州就会长期处在十足的小农意识氛围里，温州的现代化构建就会被拖后腿，温州人也就无法以现代意识与世界接轨；如果太冷漠，完全丢掉了该有的温情，那温州人又不成其为温州人了。显然，反差极大的温州人将永远面对很多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大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
当然，温州人也在变，因为温州的下一代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文化老板承接了一个温州少年人交托的影视广告片的制作业务。温州少年是这位老板的晚辈，对他早已耳闻目睹，敬佩有加，但对于业务，他却明确地对老板说：“你是我尊敬的长辈，可我们的生意是生意，还是签个约吧。”
从这个少年人身上，杭州的温州人至少开始感到了家乡的变化。
我不喜欢温州人
温州一本叫《温州人》的杂志新近出版，该杂志的记者对“温州人”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颇为尴尬。大多数被调查者居然说：“我不喜欢温州人。”
一位在温州至北京航班上工作的空姐是其中的典型。
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空姐，在温州飞往北京的客机上引起记者的注意。她神态冷漠，懒洋洋地推着车，没有任何热情。当她完成了工作坐在飞机尾舱的位置上时，记者走过去采访她。
记者问：“能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说吧。”
记者笑着说：“如果没说错的话，你不喜欢这个职业。”
“为什么？”
“我刚才注意到，你对今天这批乘客缺乏一种热情。”
“是吗？我能问一下你的职业吗？”
“我是记者，一本杂志的记者。《温州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温州人》？看过，候机厅内有。你是温州人吗？不过，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尤其不喜欢温州人。”
“为什么？”
“他们秩序最乱，闹哄哄的。他们不懂得如何乘飞机，他们不懂礼貌，总之，我不喜欢他们。”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她抬起手看了一下表。“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原因很简单，我真的不喜欢温州人。可没办法，我们公司每天都有这里的航班。当然是轮换，大致是一个月轮一次，轮到一次必须在温州待30天。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一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像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0点以后才结束。飞北京，再飞长沙、贵阳，再飞深圳。我给你报我们的航班是告诉你，我们一天下来很累。
“说起温州人吧，这帮人很无序。有人说了，在机场的候机室内，哪支队伍最乱，那就是飞温州的。温州人喜欢插队，喜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飞机。当飞机还在滑行的时候，温州人就站起身打开行李箱往外拽东西。刚才你也看到了，坐你前面的那位先生，把那么大的行李往飞机上拽。托运不是很好吗？又不另加你的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把行李托运。刚才，前面还有位小伙子，把大箱放在行李架上，我叫他拿下来，因为行李架的门关不上。他凶得很，说，我就带个箱子怎么不行？我说，不是说你不能带，而是这么大的箱子带上来没地方放，我叫他拿着行李跟我到机舱后面去，他还很不高兴。他带这么大的行李上飞机绝对是他的错，我帮他解决问题，他应该感谢我才是。当然我并不在乎他的感谢，但烦我总不对吧。你说从职业的规范要求来看，我必须微笑服务。我笑过呀。你别说，当空姐的最累的是每天对着乘客笑。你以为笑很轻松呀，一天下来腮帮子怪酸的。飞别的航线，你对别人笑，别人也懂得对你笑。在温州这条航线，得不到这种回报，或者说很少得到这种回报。我觉得在这条航线上连笑都不公平。我觉得温州人好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说完这话她笑了，这是在飞机上的第一次）。
“你问我对温州人的其他印象，那只能是同别的地方的人相比啦。概括起来说，他们的缺点除了无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还有就是不懂规则，上来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等会儿到北京的时候你再看看是怎么下的。优点是很有钱。真的，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带着金戒指、金手镯之类东西。能把你的袖子卷起来给我看看吗？噢，没有，那么你不是温州人。哦？那么你是会笑的、没有钱的温州人。
“戴金挂银我不反对，起码这证明你有钱。有钱也并不是坏事，而且，有钱证明你在赚钱方面很成功。但如果一个人除了有钱还是有钱，又怎么样哪？
“可以说虽然我不喜欢温州人，但我尽量在适应温州人。为什么？我自己都快成为温州人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还没呢。只是因为，我们这家航空公司和别的航空公司合并了，说以后要在温州设个基地。我们公司里的那些双职工或单身空务人员将被调到温州……对，就落户在温州。我当然是单身的，就是说我将被调到温州来，说不准将来我还得找一个温州人当老公。你说我要是不学会喜欢他们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对了，你说你是《温州人》杂志的记者，要把同我聊的内容写出来登在杂志上？可以呀，不过不要点出我们公司的名称，当然也不能点我的名字。就写一个空姐说的，她不喜欢温州人。”
两小时的飞行，在聊天似的采访中结束。空姐抬手看了一下表说：“快到了，我得过去看看。”也许是对记者有点儿好感，过了一会儿她特意过来说，北京的地面温度是零摄氏度，询问记者的衣服带够没有。
飞机开始向下滑行，空姐在那儿巡视着，说：“请系上安全带。”飞机慢慢地在跑道上滑行。此时记者的心情很复杂。果然，不愿见到的场面出现了：很多乘客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
记者回头看看空姐。空姐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会意地冲着记者笑了笑。
不久，这位记者果然将他与空姐的对话登在了杂志上。
第四章 生而知之：金钱的气味
温州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温州人的血液里好像就流着一种商业因子……这些被广泛认同的说法无外乎是说温州人天生机敏，尤其是对商业，仿佛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才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刮风下雨，鼻子一耸，他们都能嗅出金钱的气味。温州人显得特别胆大妄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而且，这种胆大又有着相当的实践作基础，温州人的商业美誉更是广泛流播。
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
南远舟和他的家族企业就是温州人商业天才的一个世纪杰作。
作为新加坡的富豪，南远舟家族拥有20亿美元的资产。南氏家族旗下的大小企业共有59家，员工过万，涉及橡胶、电子、娱乐、海运、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虽然南先生向来低调，回避媒体对他的宣传，但是在工商业圈子里，“南远舟”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近年来，南先生逐渐把企业移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完成了过渡。退休后，南先生一方面怡情养性，一方面为各种公益事业奔走，过上了一种在他说来“非常愉快”、“非常理想化”的生活。
可是，谁能想象的到，60年前，15岁的南远舟还只是一个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的穷小子呢？
那时候，南远舟的父亲南世代一家辗转到达泰国。1926年南远舟出生之前，南世代已经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场，生活已经比较殷实。
父亲给南远舟取名“远舟”，是让儿子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回去。他时常告诫儿子：“树挪死，人挪活。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要到处闯，到处看，看哪里最有机会，自己的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南远舟5岁时，母亲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南远舟13岁时，南世代一病不起，在变卖了家产之后，仍然没有治好自己的病，依依不舍地合上了眼睛。
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远在无依无靠的泰国，该怎么办呢？南远舟不得不离开学校，走上了谋生的路。他在泰国华人的农庄里做工，后来又到泰国人的店铺里作小伙计。他做事认真周到，既勤快又伶俐，所有的老板都对他褒奖有加，全力提携。一年后，他已经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开始独立从事布匹买卖生意，虽然规模很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
1941年初，南远舟关闭了店铺，变卖了所有家产，费尽周折，到了香港。15岁的小伙子孤零零地站在香港的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时，兴奋异常。香港远比泰国繁华，这里可以挣的钱有的是。
他没有马上使用自己的存款，没有马上自立门户。他只会说浙江话和泰语，这是非常不利的，必须马上学语言，学粤语，还要学点英语，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了解这里的经济状况，寻找挣钱的机会。
南远舟先在九龙土瓜湾卑利船坞当学徒，每日工薪只有13个先令。他就靠这点可怜的钱糊口，坚决不动用在泰国时攒下的钱。为了学习语言，他几乎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最后找到了一个交换学习的机会：他教人泰语，人家教他粤语。在那段日子里，劳累了一整天后，他还要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学语言。语言障碍实在太大，交流起来非常吃力，每次回来，都口干舌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进步神速，不久就能与人顺利交流了。解决了语言关，生活上轻松多了，于是他换了工作，到一家大商号做伙计，随时准备着出手建立自己的事业。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南远舟跑到了广州，开始做布匹生意。靠着诚实和勤奋以及原先的经验，他很快赢得了一大批主顾，事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最快时在一年之内营业额就翻了10倍。几年之内，南远舟就从一个人地生疏的外人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内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1945年，他看好了一笔生意，投入大量资金运送鱼苗去马来西亚。不料，随船人员走了弯路，耽误了行程，在惊涛骇浪中也不知怎么照顾鱼苗，结果到了马来西亚鱼苗全都已经死光了。这次大生意使南远舟几乎血本无归。南远舟镇定下来后，马上将船签押，再贩马来西亚水果运到香港，可是回程中又遇到狂风暴雨，水果也烂光了。真是祸不单行，南远舟落个两手空空，走投无路。但南远舟生就一副倔强脾气。虽然身处逆境仍能沉得住气，斗志弥坚。他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即使全部资本都赔得一干二净，也不过就是回到从前的状态而已；但经验与能力是不会失去的！”
1946年，南远舟回到香港，在一家金银珠宝店做经理，使该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他也从困顿中摆脱出来。1947年，他与珠宝店老板的女儿成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黄金珠宝买卖为南远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短短几年之内，南远舟在香港、台湾、泰国、缅甸等地建立了庞大的营销体系和生产基地，而且也与欧美等地客商取得了联系，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黄金珠宝界站稳脚跟之后，南远舟在寻找新的投资点。他坚信父亲的告诫，那就是：守成者必败，进攻者生存，一定要敢想敢闯，勇于开疆拓土。没读多少书的父亲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的这种“进攻法则”，南远舟历来奉为圭臬，并付诸实施，屡试不爽。
1950年，南远舟看准机会，把全部财产的1/4划分出来，专门经营从汕头到印度尼西亚的瓷土出口生意。他先把瓷土交给妻子经营，自己坐镇黄金珠宝业。后来瓷土生意非常顺利，夫妻二人调换了位置，南远舟奔走于汕头和雅加达之间专营瓷土，珠宝则交给了妻子和岳父。靠着出众的胆识和良好的信誉，南氏瓷土公司很快成为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瓷土供应商之一。
市场地位稳定之后，南远舟又把瓷土生意交给别人办理，自己一方面遥控珠宝和瓷土生意，一方面密切关注橡胶和人造革制造业。在雅加达考察并在一家工厂里实习半年之后，他先后投资创办了“华夏树胶厂”和“南海树胶厂”，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销两旺。1957年，生产进一步发展，南远舟开始经营塑胶厂，生产塑料和人造革，迅速成为印度尼西亚工商企业界实力最强的实业家之一。当时，由于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东南亚的瓷土生意虽然表面上还是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已经日见萎缩，具有丰富商业经验和敏锐洞察力的南远舟干脆结束了瓷土生意，全力投入到塑胶业，并举家迁居雅加达。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在雅加达定居不到一年，南远舟敏锐地觉察到了印度尼西亚强烈的排华种族情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南氏集团毅然离开雅加达，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塑胶厂，来到新加坡，谋求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现代航运业尚未形成规模，经营模式基本上还很落后，只是由于地处海运交通要道，赢利状况良好。但也因为如此，竞争非常激烈甚至野蛮。一个外来商人，在当时要打入投资巨、风险大的海上航运业，其困难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南远舟在新加坡的再度创业，是从荒芜的海边大规模填海治滩造地建厂开始的。他的家人和好友都认为这一行业充满惊涛骇浪，劝他打消这一念头。但南远舟坚决要去一试。他几乎投入了所有资金，只留了10万美元作为保险金。他对家人说：“如果失败，而且无法东山再起，那就去老家浙江养老，10万美元足够了。”他买来8艘旧货轮，修理一番之后，开始了他的海上运输业务。
他在距离马六甲30多公里的一个海湾的沙滩上盖起了一幢幢仓库，购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1959年，“远舟航海”公司接到了第一笔业务。低廉的价格，一流的服务，很快打开了市场。但南远舟也惹恼了某些同行，他们扬言要干掉他。在恐吓无效之后，对手采取了行动。一年之中，南远舟遭到两次有预谋的抢劫。一次袭击，在腿上留下了10多厘米长的刀疤，一直到晚年仍然清晰可见，触目惊心。好在一位他父亲当年的好朋友出面周旋，事情才有所缓和。
在后来的日子里，南远舟以自己的忍耐和真诚感动了一些同行，加之在经济上做出了牺牲，总算站稳了脚跟。两年后，“远舟航海”进入马六甲，开始承揽各种越洋业务，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由于他有良好的经营作风和信誉，几年后，他的船舶租赁业务迅速发展。
1975年，国际上都实行租金按船只航程计算短期结算的办法，在经济繁荣的正常情况下可获较高的利润。可是，南远舟从包玉刚那里得到启示，采用了低租金长合同的办法，结果石油危机降临，不少船东的租赁业务受到冲击，可南远舟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危机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80年，南氏航运集团已经拥有巨型货轮100多艘，总吨位达到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