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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瑞”的腾飞，自有其智其计。
苏乾国说：“上海装饰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谁的人才多谁就是赢家。”
1999年春天，苏乾国出资15万元，和上海《消费报》联合举办“能工巧匠”大奖赛，共有8人获奖。他把获奖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苏乾国为招收人才，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新世纪广场建立了设计中心，如今这个中心里已有100多位专业设计人员。
苏乾国坚持让人放心称心。他开通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成立了专门的抢修部，配备了抢修工具车。只要是在上海，只要是“申瑞”客户，只要有点什么问题，只要拨通了热线电话，不论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什么时间，维修人员最迟在两小时内都能赶到。如果有必要，“申瑞”还会免费为客户安排星级客房，作为暂住之所，为客房请保姆。这条热线一年投入的资金是100多万元，但这100多万元发挥的作用该有多大？！
苏乾国把装潢大旗舞遍了上海，又在上海打起了“拍卖行里‘淘房’”的大旗。
实地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和岗皋路交界处，眼看就要竣工，连外墙也已围好，开发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抛下6000万元债务一走了之。“实地”共有180多套商品房，已售出31套。这可苦了那些购房户：不竣工就无法入住，等，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政府上访，也到市政府上访。2001年5月，区里把此事列为治安一号工程，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以2600万元的价格，在华星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虽然报名的有7家公司，但拍卖时竟然没有一家举牌。拍卖流标了。普陀区政府有关部门听说苏乾国在长宁区拍过有点类似的天星公寓，就找人动员他参加竞拍。
苏乾国对“实地”一见钟情。5月25日，实地公寓再次公开拍卖，“申瑞”独家赶到现场，以2500万元的价格拍进了180套商品房。
苏乾国随即为公寓新取了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称——水岸枫叶，并声明“申瑞”将为所有住“水岸枫叶”的业主提供“菜单式”装潢。“水岸枫叶”的标准价是每平方米3400元，这在上海市区绝对是让人心动的。
不到半年时间，“水岸枫叶”就基本售完。苏乾国又为政府、居民和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大好商机。
买断昆明世博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绍枢，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州儒商。
他是做工艺品生意的，先后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从中发现了大量商机。
陈绍枢事业的起跑点可以说是哈尔滨亚冬会。
1996年1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要在哈尔滨举行。陈绍枢赶到了哈尔滨，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陈绍枢多年的一个等待。早在1989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的前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绍枢只能做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做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却是5元一个。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拿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经营者。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陈绍枢抓住机会，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不仅为亚冬会添上了浓浓的春色，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珍品，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
陈绍枢名声大振是在昆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1997年10月，世博会筹备之初，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筹措资金而大费脑筋。当时虽有几个意向性的项目，但所谈的资金与计划相去甚远，而且还没有一个签字画押。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拿起一听，原来是温州人陈绍枢从重庆打来的。
“我想到昆明和你们谈谈。”
“你愿意来就来吧。”对方似乎有些不大在乎。
谁知陈绍枢到了昆明，就使对方吃了一惊，他提出要买断世博会有关纪念品的专利权。
“你要买断是真是假？”对方还要肯定一下。
“当然是真的！只要今天签字，后天款就到位。”陈绍枢铿锵有声。
双方以120万元签订了协议，陈绍枢也马上把资金汇到了组委会。
陈绍枢是极富有眼光的。他买断专利的8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就被抢购一空，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
王伟坚决定在北京大红门建一座大型商场，既为温州乡亲解愁，也为自己创业。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摸底，他看上了木樨园环岛西南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大楼。该公司每年亏损400万元，也正在考察如何盘活资产。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租赁10年的协议。1994年初，王伟坚联合了几位同乡共同入股，一起办商场。哪知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风波。
那一场风波的源头是规划问题。因为是旧房改建，又因为想把市场建得快一些，王伟坚就来了个边批边建。北京的规划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等待处理。这就成问题了——不是拆，就是罚。正当王伟坚在为处理此事奔波的时候，有些股东看到出师不利，生怕事情最后解决不了，就来了个“早走为上”，撤股而去。整个市场投资2500万元，忽地全压在了王伟坚身上。到哪里借钱呢？他只能以人格担保，找亲友帮忙。
后来，王伟坚认了罚，被重罚了60万元。他又想办法弄到了钱，终于把市场建成了。也许是受规划风波的影响，直到快开业时，摊位还只认租了一半。原定的开业时间一天天逼近，商讨办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时刻，王伟坚力排众议，果断拍板：按时开业。办法呢？他说会有的。
开业的前7天，他出人意料，贴出公告，说开业这天免费赠送链条，谁用链条锁住哪个摊位，哪个摊位就租给谁经营。摊位有一楼有二楼的，有在外面的有在里面的，有好经营些的有难经营些的。不是通常的认购而是由自己去“锁”购，谁都怕去迟了没有好摊位，不用人动员都争着去锁。王伟坚买了800多根自行车链条，结果几个小时内都被拿光了，商贸城内的摊位也被锁了个光。那个热闹场面比通常的开业还好看得多。开业成了锁摊位，这恐怕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800根链条出租掉一个市场的800个摊位，这恐怕也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
吃亏就是占便宜
叶茂西常说的一句话是：“客户永远是正确的。”
有一次，在印制一批海报时，由于客户校对失误，文字出现错误，几百张海报不能用了。按合同条款，承印方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叶茂西本着“服务”这个大原则，毅然决定无偿重印。叶茂西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这几万元的损失，就当是让工人为熟练技术交的学费吧。”
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制一批皮鞋立牌广告，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搞错了，要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小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的时间，而这个客户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非常着急。叶茂西对这个客户说：“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第二天上午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十分高兴地上了飞机。
就这样，摩托罗拉来了、诺基亚来了、可口可乐来了、柯达来了……国内的大公司，网易来了、联想来了、雪碧来了、平安保险来了……这是在几年前不能想象的。香港的一些企业也跑来了。叶茂西说：“吃点亏算什么，能吃亏才能占便宜呢！”
“三把刀”打天下
温州人依靠“三把刀”在欧洲打天下：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再一把是菜刀。举个例子，青田人靠一把修脚刀进入比利时。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一位驻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６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