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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同学，看到只有极少数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建立新中国，铲除剥削和压迫，觉得不可思议，曾对陈毅说：“如果你们这几十个人的共产党能在中国革命成功，我在手掌心里给你摊鸡蛋吃！要不咱们一起好好做学问吧。”
陈毅笑着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会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革命肯定会成功！到时你可不能食言噢！”
“决不食言，后会有期。”这位同学十二分自信地对答。
谁知事情真巧，这位二十多年一直未再见过面的老同学，却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北京街头相遇了。看出是陈毅后，这位老同学先是赧颜地一怔，然后赶忙开口说：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祝贺呢？咱们说话算数，你先给我在手掌心里摊一个鸡蛋吃了再说！”陈毅笑着打断他的话。
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陈毅也正是从转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吃上手掌心里摊的鸡蛋，“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正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化。
1．3 三顾“茅麓”
1937年813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六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避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初到茅山，陈毅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选取茅山地区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三顾“茅麓”，为新四军扎根茅山奠定基础。
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
“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
“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
1．4 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
“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
1．5 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