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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人无压力轻飘飘，*** 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 亿公斤水果，或者想要500 万台彩电，只要100 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 朱镕基是精英阶级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历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么就是捞过界了，历史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