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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几年困难局势的时候，提出不能到处照搬缺点错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有人说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也突出反映出农业集体经营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如干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产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经营方面的一些优势（如养猪、自留地）。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陈云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样困难的时期，能否想办法尽可能发挥一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呢？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到杭州、上海休养，还在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休养，又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又送来他在湖南搞调查的报告，那里农民对这个办法也有强烈愿望，他们得出类似结论。陈云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陈云打算就此问题向他直接陈述。他把这个打算给一些领导干部讲了，他们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
但陈云看准了的事情，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2）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中央常委同志交换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陈云给当天早晨才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4点，毛泽东约陈云去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意见。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和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问题提得如此之高，闻者十分震惊。陈云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半个月的会议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并批评了所谓“翻案风”、“黑暗风”等。
这次会上虽然没有点名批评陈云，但了解情况的都清楚，陈云是批评的对象之一。此后，随着国内政治气氛日益严峻，陈云的处境更加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等于“靠边站”了。
第八章 打破极左框框
放眼世界（1）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从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破坏。虽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纠“左”的努力，但极左路线对经济工作束缚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虽然自五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陈云放眼世界，直言和资本主义打交道
大势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交恶，占中国外贸75％以上的对苏东贸易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仅胜利渡过了三年困难，更咬紧牙关提前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做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上纲上线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与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对立起来，把建国以来的对外经济交流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搞闭关锁国。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中国重访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极好机遇。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他们的资本、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令他们心动不已，也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对外经贸工作仍受到极左错误政治路线的严重束缚，对与资本主义各国开展经济交流更是顾虑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这样，虽然也认识到这样的机遇，想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举步维艰，十分被动。
从路线方针上纠正极左错误，在当时还没有可能。陈云以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和实干精神，从调查研究入手，指导外贸等部门的干部解除思想认识上的束缚，在工作中寻找打开局面的方法。
陈云认真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由于对苏东贸易的急剧萎缩和对西方各国贸易的开展，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占到75％，取代了对苏东贸易的主要地位。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外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但自己研究国际经济问题，也督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
为了解情况，1973年五六月份，陈云连续听取了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汇报。5月5日，他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就要求外贸部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问题。
6月7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一开场，陈云拿自己身体不好开起了玩笑，幽默地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银行用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帮他收集10个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时参考。
陈云建议银行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当银行方面表示准备恢复金融研究所时，陈云表示赞成。说：列宁讲，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在极左时代总是让人心惊胆颤。陈云给大家鼓劲。他得知延安时代与自己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也已61岁时，顺题发挥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银行汇报说，他们可以搞到10亿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这样的好事会被这样的问题难住。可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悠关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陈云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陷阱，没有纠缠在政治是非上的争论上，而是引导大家全神贯注于实践。他说：
“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 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放眼世界（2）
陈云还提醒大家注意实际情况的变化：“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总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1974年7月，陈云还把近1年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入系统研究的心得，写成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7月他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建议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1）
通过交易所做期货不但完成了采购任务，还大赚了一笔，五丰行的干部
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心神难安。面对责难，陈云想了一年，
理直气壮：利用交易所并没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尽管陈云一再表示希望外贸部门能打破框框。但这样做的巨大政治风险，仍让大家难以然而，极左思潮的阴影，随时像高悬于头上的利剑，让具体工作的干部放不开手脚。为此，陈云不但鼓励外贸部门要研究资本主义，打破旧框框束缚，还在实际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到货原糖47万吨的任务。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如果五丰行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原糖，必定刺激国际市场原粮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五丰行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预定将来某个时间买卖某种商品）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当时成交买卖的商品）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
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贷、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中国向他们购糖消息，原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又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只因为这件事有三个环节，在那时看了有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闯过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投机方式的禁区之后，7月14日，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陈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
那对交易所、期货、利用中间商的问题，有人责问起来怎么办呢？陈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关于利用交易所。陈云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至于利用交易所做期货，陈云认为，这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绝不做投机倒把买卖。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必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
通过中间商来搞期货，陈云认为更没有问题。他说，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我们离不开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也是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的。
为了给五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