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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主张要争取主动。这年春天开始，国统区受战事影响，海盐来路受阻。陈云指示边区盐业部门，要趁着国统区缺盐的时候提高盐价。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盐的销售关键在于对国民党区域出口时能否提高盐价，要进行囤盐提价斗争。现在每斤盐卖一万三千元只是保本，将来要提高到一万四千元至一万六千元。
国民党顽固派不说自己封锁对边区造成的损害，却立即大肆诬蔑边区政府的食盐涨价行为。为抵制边区盐价上涨，故意不到边区来买盐，而利用手头的存盐供应市场。
陈云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要囤盐就得有资金，又不能增发太多货币，陈云决定把贸易公司贩卖土产收得，用于囤盐。
消息传出去，没几天就有盐商找上门来，要求按原价买边区的盐。但边区盐业部门态度很坚决，怎么说也不同意。盐商们一看没有办法，心里头一核计，即使边区食盐涨了价，贩运出去也比到青海贩盐合算，还是趁早买，省得盐价再涨。
不出两个月，盐商们蜂拥而至。边区食盐在提价中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国民党顽固派在食盐对抗中占不了上风，只得依从边区的食盐价格，这以后对食盐的封锁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现明封锁暗不封锁的局面。
10月13日，陈云高兴地向西北局常委会报告了斗争情况，说5个月里共提了9次盐价，在出口上实现了等价交换。以后在盐销政策上，将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
12月3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财经问题报告时，又专门就食盐运销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经济的阴谋，回击他们的诬蔑。
在食盐反封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棉花收购季节来临了。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
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高价招远客。
那时，国民党区域棉花征购价仅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收买，差价高达1700元。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
在边区棉花收购价格高企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流向边区。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连排长们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等国民党顽固派醒过味来，已经迟了，不久后国民党统治区花价上涨4倍多，强迫收购60万担棉花的计划破产了。这样，边区一开始的高价收棉不仅没有吃亏，最后还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够的棉花，当年边区不但能保证自用，还有余力支援其他根据地。第二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
总结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陈云告诫大家：要当掌柜，
不要当出纳。出色的财经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经过一年的努力，边区金融和物价基本稳定。在这种好转的形势面前，一些干部难免产生松懈。各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陈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陈云在西北局座谈会上说：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发生金融波动。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
这年10月和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万万元，折合边币34万万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陈云并没有沉缅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继续保持了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财经才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经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云懂经济。5月24日，他向大会报告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5月31日，他作七大结论报告时，又再次讲到：“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毛泽东一年多前派做组织工作的陈云，转而从事经济工作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对陈云懂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是对他这一预见性建议的赞赏，更是对陈云一年多来成功领导边区财经工作的肯定。
第二章 浴火重生的黑土地
平抑物价（1）
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7月17日，陈云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中央同意，曾经决定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但那时是战争环境下的动荡时期，财经工作主要是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还谈不上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东北局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在初入东北、立足未稳的时候，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管过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后来风趣地把这段时期的财经工作比作“拣洋落”。
这次主持东北财经全局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1948年6月7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大片，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现在，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的利益。
与西北的“小摊摊”相比，这次陈云财经活动的舞台有极大的区别。东北本是富庶之地。谚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块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粮仓”，重要的产粮区，有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指黑龙江的呼兰、海伦、巴彦、拜泉和绥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指辽宁的金县、复县、海城、盖县和辽阳）之说。而且各种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铁路四通八达，有旧中国最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而且东北人口众多，周边又与友好的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通畅，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东北经济搞得好，将为解放战争提供空前强大的经济支撑。
身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早就将巨人般的战略眼光投向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东北强大的经济实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会议结论时，以非凡的预见，专门讲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
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
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平抑物价（2）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
财经工作仅次于军事（1）
从乡村走进城市，企业里的复杂门道让人犯难，
陈云说是还没有学会做“老板”，主张把财经工作
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稳定物价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但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工业生产能否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不光要看机器，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看经营者的管理和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态度。
陈云觉得这个问题不乐观。7月5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问题时，针对这些企业经营管理的乱象提出：对旧的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于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现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做“老板”
怎么样做好现代工业的“老板”？陈云上任后，着手解决最急迫的三大难题：一是工人工资太低，生产情绪不安；二是工人与职员的矛盾，职员受压制甚至打击，影响到必要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确立；三是经济没有全局计划，盲目生产造成损失。
首先急需解决的，是工人工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粮价暴涨的情况下显得极为突出。粮价涨了，等于拿货币工资的工人减薪，影响他们养家糊口。结果有的工人辞职干起了小贩，技术工人从公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流失。
陈云深知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主张解决工人待遇过低问题，并立即着手调整。6月16日，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现在铁路和工厂的工人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还不如农村中的雇农。照目前办法长期搞下去是不行的，剥削了工人，有利于消费者，结果是工业的总崩溃。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强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