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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云的意见，东北财经部门以实物为计量单位，重新制订新的工资标准。新的工薪标准，工人最高工资以实物计提高到375斤粮，整整提高了100斤粮，这样虽说比旧民国和伪满时期还低一些，但最高工薪的工人凭工资可以养活连本人在内的四口半成人，中等工薪的也可养活三口半成人。
新的工薪标准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比工人工资要高得多，普通职员收入也和工人持平。这样做，从政治上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不能不谈到企业中工人与职员矛盾。
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接收和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这些企业里，既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
本来，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在旧的生产秩序下，工人与职员长期积累起很深的矛盾。日本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要翻了身的工人，与职员团结起来搞好生产，这个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工作难度并不比提高工人待遇为小。
1948年初，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影响很大。鹤岗发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也发生过。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干部中对工人阶级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误解，普遍存在的轻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倾向。
现代企业的运转，并不像一些干部想像的那样，有人把机器开动起来就行了。它需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职员，与工人有机组织起来，相互协同，才能顺利生产。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组织和必要的生产秩序，影响生产。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以鹤岗煤矿这一错误为契机，着手检查了正确对待职员的工作。
通过检查分析，陈云认为，对待职员问题上，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都有。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为从政策上解决好职员问题，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决定。7月9日东北局将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复电东北局，称“此决定甚好”。8月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财经工作仅次于军事（2）
显然，陈云致力于解决工薪标准、处理工人与职员的矛盾，最终都落实到立足于生产，建立起正常的企业管理和经营秩序上来。
8月3日和4日，陈云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作《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陈云提出，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按称职不称职，既要精干，又要合理。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陈云提醒大家，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过去关内的各个根据地都处于落后乡村，财经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东北现代工业经济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了东北经济的早日恢复，争取企业正常运转固然重要，但宏观管理上的计划性更为重要。
随着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这里是指解放区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
陈云在从微观上考虑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也在积极考虑宏观上加强计划性的问题。
8月，陈云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在报告中，陈云还向中央表示，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解放战争中接收沈阳的成功经验
战场硝烟未散，陈云率领的接收人员已突入沈阳市内。
中共中央把接收大工业城市沈阳的成功经验转发各地
就在陈云紧张筹划东北经济蓝图的的时候，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歼灭了几十万敌军。
解放军进展神速，胜利来得那么快，也冒出来一大难题：怎么样才能妥善接收新解放的大工商业城市？
这时候，陈云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案。
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中央就指示东北局作好接管沈阳的准备。10月28日，东北敌军主力10万人在辽西被歼灭，沈阳敌军乱作一团，毫无斗志，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陈云为主任，抽调新老干部4000人，组织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沈阳。
时间太紧迫了！28日，在接管工作动员会上，陈云只用半个小时，就把接管沈阳的方针、任务、方式、方法、应注意事项，讲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接收人员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昼夜兼程赶往沈阳。在列车上，陈云还抓紧时间开了3次会，紧张地讨论接管工作。
11月2日下午3点，沈阳解放。就在这天黄昏时分，军管会主要人员分乘17辆大小汽车，开入刚刚解放的沈阳城内。夜色朦胧中，市内大街上没有灯光，很是寂静，敌军散兵还在三五成群地游荡着。
第二天，陈云在沈阳大和旅馆主持召开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动员大家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好！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细、做得及时，接管工作非常顺利，两天时间里，各系统都接上了头。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到破坏。
到11月6日，各系统接收工作已经完成，沈阳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大街上，成批的青年高歌行进，墙上的红绿标语与街道上的白雪相映成趣（沈阳5日下了入冬第一场雪）。电车在城市里穿行，新华广播电台发送的电波在城市的空中飘荡，市场重新开始营业，工厂纷纷重新开工，人们又开始上班、购物，报贩又开始在街上叫卖报纸。沈阳与外地的铁路交通也开通了。到12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后，陈云于11月28日写出《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北局并转报中央。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简报总结了5条具体经验：（1）入城后首先要恢复电力生产与供应。（2）要迅速解决市场及金融物价问题。（3）对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4）迅速出版报纸，稳定人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他还根据沈阳经验，在简报中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移交给市委、市政府等机关。这样，接收班子可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转成专职，接收各大城市。
由于解放战争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取得胜利，华北、华东捷报频传，做好接管城市工作急需经验。陈云的报告来得特别及时。12月15日，中央复电陈云并告东北局，说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甚好，已转发各中央局、各前委阅读；简报关于各战略区还要准备专门班子办理接收大城市工作的提议甚对，已告各区；东北局要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调给任天津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又是“甚好”，又是“甚对”，可见中央对沈阳经验的特别欣赏与重视。
第三章 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临危受命
1949年2月9日，陈云同罗荣桓等顶风冒雪，从北平坐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战友。
当时，三大战役已结束，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分割的各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而革命战争中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的状况，显然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为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拟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的首长，实际上是新中国财经统帅，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由陈云担任，得到毛泽东首肯。陈云在中共七大提出不要打烂旧机器，使毛泽东顿生党内需要财经专家的感慨，对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亲自找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谈话，让他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当陈云的助手。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2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他们告诉陈云，“请陈偕罗同来一叙”。
到西柏坡后，陈云立即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同他们彻夜长谈。周恩来通知陈云，中央决定由他挂帅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要他回东北后，把工作交接一下，尽快来中央。
这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陈云首先迎来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建国初财经工作“三大战役”之一的严重斗争：稳定物价。
物价猛涨，人心惶惶。陈云临阵受命：安下地盘试一试
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名副其实是一付经济“烂摊子”。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
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抢购商品，或纷纷将手头纸币换成金银、美钞。农村里则干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市场动荡使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经济上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投机资本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当时的说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了正常的工商业经营环境，却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官僚资本倚仗特权投机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进行投机追逐暴利，就是少数仍在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投机。投机加剧了市场动荡。
投机资本就如同吸食腐尸的乌鸦，在这种极端混乱的财政经济中迅速壮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曾说：“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
但是，从投机资本争夺市场控制权，稳定物价，又谈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这样一来，投机资本就有了可趁之机，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价风波，促使物价在很短时期内暴涨，使群众产生极其严重的恐慌心理，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到前线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正当工商业经营活动。
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能不能战胜投机资本的破坏，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逐渐上涨而不是猛涨，这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财经领导人的严重考验。共产党能对付得了投机资本吗？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０分。”
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考虑到去中央后难再回来，他还抓紧时间到东北各厂矿视察，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东北经济情况。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他也无暇参加。
在这期间，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已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于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9日，陈云急赴北平。陈云受命入关的时候，有人问他进关后准备怎么办，他平静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
内外交困，处变不惊（1）
外有敌人的封锁轰炸，内有投机资本的猖狂挑战。
陈云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筹建财经统帅部，谋划迎战部署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天津综合物价指数，5月中旬比3月份上涨1。2倍。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一次物价风波。
陈云5月10日赶到北京，11日就参加中央军委在香山召开的财经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后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当时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广大的农村，也就掌握了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产物资。而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又掌握了干预市场的必要物资力量。人民政权疏通粮食运输，在国营贸易公司之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在平津建立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