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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私下对人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18日，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听后，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一句话雷霆万钧。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陈云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2）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主张钢材定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1959年钢指标降到1300万吨。毛泽东还用略带自我批评和总结教训的口气，对陈云表示了赞赏。他说：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1600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上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左”，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左”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第七章 为挽救经济危局百计营谋
抱病工作
从1957年底大病了一场以后，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调整钢铁指标后，云实际上处于休养状态。经过近1年半的休养，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体稍有好转，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陈云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恢复工作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描述了共和国历史上悲惨的一幕。沉重，但不讳过。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陈云即使在休养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感觉到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陈云对此不以为然。陈云自己曾经因为反冒进等问题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党内“右倾”路线的代表。1959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建言进口粮食（1）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光靠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显然，国内的粮食潜力已经挖到了尽头，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1960年12月上旬，陈云根据在各地的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约粮食部部长陈国栋谈话，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确定进口粮食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虽然进口了大量粮食，但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陈云还在想其他救急办法。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帐：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这两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