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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鱼网具，以增加捕鱼量，给群众增加动物蛋白。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周恩来对这个主意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1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提出，除了每人半斤鱼，到下一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应想办法增加供应半斤肉。这个办法，他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出来的。他曾听姚依林讲，1962年商业部门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6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
陈云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对此看得很重。他告诫大家：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建言进口粮食（2）
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
农业支撑不了过大规模的建设。陈云力主
要渡过难关，光在粮食来源上打主意是不够的，还必须想办法把粮食销量减下去，减轻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陈云当时计算，进口粮食超过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农业欠收引起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大跃进”以来，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几年间增加了2000万职工。这么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削弱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粮食负担。为此，陈云力主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在会上，陈云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这个决心实在是很难下的。
陈云的这一主张，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谋而合。中央迅速采纳了这一主张。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当年，就有1000万城镇职工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陈云一直在呼吁抓紧这项工作不放松。他的一再呼吁与督促下，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1）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说，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
除了寻找各种应急的办法外，陈云还在思考着落实调整方针、让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各种办法。
当时，“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面对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对经济建设方针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调整方针落实不下去，工作十分被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陈云也出了很多主意，如卖高价糖果、点心、炒肉片，搞出口基地保证出口争取外汇，等等，虽然在改善市场供应、回笼货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陈云对此评价很高。2月8日，陈云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上，陈云把自己一段时间来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认为，困难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
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第四个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第五个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看清了困难形势，有利于对症下药，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提出，要把10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
陈云提出把10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5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在这个讲话中，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在保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的基础上，采取卖高价点心、糖果等措施，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增供大豆、多造海船增加水产供应等，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用增加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的口粮供应、增加化肥和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等办法，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针对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陈云要求计划机关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2）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并请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方针政策。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将在西楼会议关于经济形势和对策的讲话内容，展开作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陈云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
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听了，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所以完全自发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发展。
陈云此时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修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减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2个小时，分3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根据陈云的意见进行部署后，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产铁量比上年减少476万吨，钢产量减少200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56亿元。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1年货币发行总额125亿元的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1）
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
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
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为了掌握来自农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陈云带着一个调查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乡上海青浦县，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进行农村调查，亲眼看到了农村的情况，亲耳听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那时候基层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来了，就搞些布置，掩过饰非，只让领导看好的一面，隐瞒真实情况。陈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工作组中有两个成员也参加那时的工作，农民知道他们，敢于讲话，使他们了解到了农村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里，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他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