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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洛尔——维克尔车道治理的许多站台，仍旧没有人见过照片上的这名男孩，密执安大桥下面的调查也毫无线索。我还去了火车站附近的贫民区，可是还是一无所获。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寻找这名似乎已经消失在空气里的男孩。大约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决定结束这周末的“大搜寻活动”，回到我的办公室和邦尼一起喝例行的“睡前酒”。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到芝加哥北部的北克拉克大街继续寻找。虽然我实在是不想再见到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可是没有办法——在经济大萧条以前，芝加哥就有很多东倒西歪的危房和四处为家的流浪者；到了现在，更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衣衫槛楼，在寒风中颤抖着的流浪者。
不过在离贫民区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北密执安大街上，我见到不少身穿价格不菲的裘皮大衣，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们。她们正忙于出没在各家高级商场和珠宝店中，购买更多的高档时装和珠宝首饰。不过，在这条大街上也还有许多不起眼的当铺、廉价的餐馆、生意冷清的理发店、破败的剧院、杂乱的二手店、便宜的旅店……可是，这里的人也都没有见过吉米·比姆。
在拉塞尔大街、德尔伯恩大街、州立大街、拉什大街和芝加哥大街附近的街区里有许多下等的旅店，它们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二十五美分一夜、一美元一夜的空床……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有区区二十五美分的话，他们就不必担心会冻毙于午夜的街头了。不过，芝加哥的那些流浪者们大多数付不起这样的一笔“巨款”。
他们既没有二十五美分，也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吉米·比姆。我拿着吉米·比姆和玛丽·安的照片四处奔走，大约问了上千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流浪者和下层贫民，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我又去了南克拉克大街、南州立大街、西迈迪森大街找了整整一天，又去了道维斯将军为纪念他死去的儿子而建立的慈善旅馆，可还是一无所获。
我又回到了北克拉克大街。位于克拉克街和德尔伯恩街之间的华盛顿广场被称为“疯人院区”，它正好位于纽伯利图书馆的前面。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又不幸成了流浪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栖身之所。因为每当到了夜晚，成群的下层民众就会走上街头，聆听那些站在临时演说台上的人强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且广为宣扬无神论。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流浪者涌向了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甚至还成为激进的宣传者，这正是我父亲一心向往的地方。
不过，在白天，临时演说台一般都空着，那些晚上才讲演的流浪者大多呆在附近。从外表上看，他们与我这些天以来打过交道的流浪汉没有什么不同，同样褴褛的衣衫，同样苍白的面色，惟一的区别是这些同样衣衫褴楼的流浪者不“穿”报纸，他们大多在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
一名年轻的流浪汉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报纸，摆摆手拒绝了我的询问。
我又问了几个人，他们都有礼貌地告诉我，没见过吉米·比姆。
终于，一个流浪者说他好像见过照片上的人。他戴着眼镜，面色苍白，留着一头颇有艺术家气质的长发，只是不太清洁。
他平淡地说：“是的。我知道这照片上的人是谁。”
“真的？”
“是的，这是玛丽·安·比姆。她现在住在塔城的一间广播室里，我还知道她是一名演员。”
好极了，可惜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好吧，谢谢你，年轻人。”我彬彬有礼地答谢道。
“这有用吧？”
“不。”
“我不是乞讨，不过我想既然我认出了照片上的人……”
我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我要找的是这名男孩。”
他失望地又看了一眼照片，说道：“噢，我不认得这个男孩。你为什么不去问问玛丽·安呢？也许她知道。”
我笑了一下，回答道：“我想我会去试试的。”
他打量了我一眼，直截了当地要求道：“我需要五十美分，或者二十五美分也行，这样我可以吃上一顿午饭。”
我摇摇头，“对不起。”
他皱了皱眉，“你知道，我可不是乞丐。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噢，是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打算转身离开。
他一下子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他身材不高，一双蓝眼睛清澈明亮。
“我有放大镜。”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片厚厚的圆型镜片。
接着，他把镜片举了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说道：“它能把你要看的东西放大到十亿倍。”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严肃地说道：“别开玩笑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我身边，说道：“这是我自己用砂纸磨制的。”
接着，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神秘地小声说道：“以前曾经有人出过一千元，我都没舍得卖。要知道它可值五千美元呢！”
我轻轻地把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拿了下来，问他：“你怎么知道它能把东西放大那么多倍呢？”
他骄傲地笑了，说道：“我拿床上的一只跳蚤做过实验。我把一只活的跳蚤放到了我的放大镜下面，我能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它身上的每一块细小的肌肉，每一个微小的关节，甚至连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得到。我还能看清楚它的脸，虽然它的眼睛里没有什么表情。你知道的，像跳蚤这样低等的小爬虫，它的智商几乎是零。”
我又笑了笑，“是的，我听说过。再见了，年轻人。”
他还在我身后大声喊着：“普通的放大镜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当然，他在骗人。
那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在彻底喝醉以前，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摆脱这件该死的寻人案。
在下个星期，我就要出发去佛罗里达了。明天，我一定要去见玛丽·安·比姆，告诉她，我根本无法找到她的弟弟。
第十三章 塔城之行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塔城。
同最新拔地而起的赖格利大厦、特泊恩大厦、麦迪那——阿瑟迪克大厦以及艾灵顿酒店这类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相比，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喷水塔大楼已经失去了夺目的光彩，这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高大建筑，据说这座在那场大火中幸存下来的这座高楼将在近期被拆除了，以改善密执安大街交通拥挤的状况。
芝加哥的“塔城”地区的绰号就是根据这座大楼起的。塔城的具体界限很难说清，它占据了黄金海岸和北部区立大街的一部分，向南沿伸至大街区附近，向西伸展到克拉克大街一带，又穿过密执安街扩展到了斯里特维尔区。州立大街是横穿塔城南北的交通动脉，而芝加哥大街则是塔城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道。虽然，塔城的城区覆盖面极为广大，高喷水塔始终被视为这一区的中心。
在塔城的街道两侧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咖啡馆、美术用品商店、形形色色的饭馆和书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楼上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居室和广播电台。如同许多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和好奇的游客。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黄昏，天气仍旧十分寒冷，太阳整整一天都躲藏在厚重阴暗的云层后面，刺骨的北风打着旋儿从街道上吹过，凄清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大街上只有几个年轻的画家在匆匆赶路，他们的双手插在大衣兜里，只顾埋着头、弓着腰在漫天的风雪中向前走着，对两侧可能会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建筑连看也不看一眼。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迪尔·皮克尔俱乐部，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以后再一次进入这家俱乐部。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里，墙上、地板上、椅子上，甚至连包鸡肉三明治的薄纸上都画满了俗不可耐的裸体画。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令人作呕的绘画时，我就暗自发誓绝不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不过，我现在还得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和玛丽·安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坐在一张小桌的旁边，桌上没有台布，放着一支火光摇曳的蜡烛。
在我邻近的桌旁坐着几个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三男二女。那三个男孩都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的休闲毛衣；那两个女孩的头发都理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深色的毛衣。他们一边喝着茶或咖啡，一边抽着烟。尽管我竭力不去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可是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亮了，使我无法不成为一名并不情愿的听众。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大声谈论着自己的诗作，毫不脸红地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有超前的时代感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自然要胜过他一位朋友的蹩脚作品，可是毫无鉴赏力的编辑却刊登了他朋友的作品，而他的“旷世杰作”却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个女孩在评判着具有“原始艺术”风格的作品，在她看来一位来自迈斯威尔贫民区的小贩画的犹太商店的画是近期以来少见的杰作，而那名小贩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另一位面色苍白的长发男孩一面大肆抨击着莎士比亚和吉卜林的作品，一面对克莱姆伯格的著作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而另一位长发男孩则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女房东对他的不理解，这既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在房间里摆上床和椅子，也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留披肩长发。而另一位始终不停吃东西的女孩也不肯只做一名听众，经常嚼着满嘴的食物指责自己的“堕落”，她现在以每小时一美元的价格为一名画家做模特，而在她看来，那名画家对她的身体比对绘画本身更感兴趣。不过，她对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一切感到十分地骄傲。
我终于无法继续忍受这些过于自以为是的小家伙了，就在我刚要起身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比姆优雅而迷人的身影出现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的门口。
今天晚上，玛丽·安还是穿着她那件带有黑色皮毛领的黑色上衣。在她走到桌旁的时候我很有绅士风度地站了起来，为她脱下了黑色的上衣。在接过大衣的时候，她向我嫣然一笑，然后随手把大衣搭在了桌子旁边的一张空椅背上。这一次玛丽·安戴了一顶别致的白色贝雷帽，在黑色上衣的里面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毛衣，在毛衣上有着闪电一样的立体花纹。玛丽·安把手里的小提包放在了桌上，在我为她拉开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然后，她就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紧地盯住我，那眼睛里充满了无限希冀，不过，在她那丘比特一样优美的唇边却带有一丝迟疑的笑容。
我并没有通过电话与她直接取得联系。我按照她留给我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响起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于是我请他转告玛丽·安，让她在今天傍晚和我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会面，如果她不能赴约的话，就打电话通知我。所以玛丽·安很可能认为我已经查到了她弟弟的下落。
我告诉她没有吉米的任何消息。
我说：“我调查了五天，几乎跑遍了芝加哥所有的大街小巷，可是没有得到有关吉米下落的任何消息，根本就没有吉米来过芝加哥的任何证据。”
玛丽·安无言地点点头，她那双大睁着的、充满希望的大眼睛难过地眯了起来，不过看上去仍然魅力四射。
我继续说下去：“我去过芝加哥大大小小所有的报社、贫民区以及北部周围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玛丽·安的眼睛又瞪大了，“你是说他以前可能住在我附近？”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北克拉克大街周围。”
“可是……”玛丽·安有些担心地说，“那里到处都是失业者。”
“是的。昨天下午，我还去了‘疯人院区’一带。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认识你的人，可是他并不认识你的弟弟。”
玛丽·安皱起了好看的眉毛，她严肃思考的样子别有一番魅力。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问道：“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严肃地答道：“我建议终止调查。我想你的弟弟可能临时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来芝加哥，而是去了加利福尼亚、纽约或者其他的城市。”
玛丽·安坚决地摇了摇头，否认了我的看法，“不会的。吉米的理想是成为《特布报》社的一名专职记者，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最大心愿。他怎么会不来芝加哥呢？”
我换了一种说法，提醒着她，“他很可能曾经尝试过，在碰壁之后，他就乘船去了别的地方。”
玛丽·安固执地说：“我要你继续去找吉米。”
我耐心地劝道，“这么做是毫无益处的，你只是在浪费金钱。”
她蛮横地反驳我的话，“浪费的是我的钱。”
“是的，不过那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可不愿意再继续浪费时间去寻找你的弟弟。”
玛丽·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以为她会哭出来的，可是看起来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忍住了泪水。
我真心地安慰她，“别太担心了，过一阵子，你弟弟也许自己就会回来的。你也知道，城里有不少年轻人四处流浪，他们都是为了寻找具有刺激性的工作。”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毛衣的侍者走了过来。我叫了一份鸡肉三明治、火腿，还点了一杯柠檬茶。我向玛丽·安推荐了同样的食谱，她摇头拒绝了，只简单地叫了一片三明治和一杯柠檬茶。
我转换了那个让她伤心的话题，问道：“你是从商业中心过来的吗？”
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你做日间广播节目？”
她还是忧郁地点点头。
我继续说道：“这听起来倒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
她避开了我热切的目光，转头看着墙上一个红发女人的裸体画。
我向她伸出了一只手，说道：“收下这个吧。”
她转过头，神情漠然地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
“五十美元。我只工作了五天，而你却付给我一百美元。”
她叹了一口气，难过地说道：“还是你留着吧。”
我仍然伸着那只手，“别再生气了！拿着！你这个倔犟的小家伙！”
玛丽·安怒气冲冲地盯了我一眼，一把抓起我手里的钱，随手塞进了桌上的小提包里。很显然，她是一个不喜欢听到别人批评的倔犟女人。
火腿和鸡肉三明治的味道都糟透了，放在嘴里如同咀嚼着木头屑。柠檬茶的味道还可以，有股儿我喜爱的酸甜口味。玛丽·安喝光了杯中的茶，对盘里的三明治连碰也没碰一下。
我们两个默默无言地喝完了杯里的茶，我仍然很有绅士风度地为她披上了外衣。在付过账单之后，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俱乐部。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可是依旧是寒风凛冽，冷风狂怒地卷起地面上的积雪，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问玛丽·安：“要我为你叫一辆出租车吗？”
她摇摇头，冷冷地答道，“不必了。路不太远，我可以走回去。”
“天气太糟糕了。”我指了指街对面，“看见了吗？我的车就停在那里。还是让我送你一程吧。”
她耸了耸肩，竖起了黑色外衣的皮毛衣领，一言不发地跟在我的后面。
我为她打开车门，让她坐好。然后我才上车，发动了引擎。
我关切地告诉她，“车里有暖风。”
她心不在焉地答道：“喔，是吗？”
我问道：“去哪儿？”
“东切斯那特。”她从提包中拿出一个记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了我。
我踩了油门，车无声无息地在白色的道路上向前行驶着。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
“那是阿伦佐。”
“阿伦佐？这个家伙是谁？”
“他是个画家。”
“画些什么？”
“油画。”玛丽·安的口气就像在对付一个无知的孩子。
“什么样的油画？”
“抽象派艺术，你可能听说过的。”
“噢，”我的确听说过，不过也仅限于听说过而已，“那他住在哪儿？”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和我在一起。”玛丽·安满不在乎地答道。
“噢。”我没有什么再问的了。
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冷风卷着雪花在车窗前打着旋儿，给人一种凄清而冷寂的感觉。在车的右边，有一对男人手牵手在冷风中慢慢地走着，似乎漫天的风雪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散步背景。对于这样的男性同性恋者而言，塔城是他们最理想的栖息地。同样地，在塔城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