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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他盯着“哈里兄弟”的神情使我想起了刚才那名穿制服的老警察脸上的表情。“哈里兄弟”的出现使得奈蒂有些恼怒，这好像跟他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太大关系。
突然搜查仅仅是场小麻烦，它不过意味着被控告，交纳保释金，然后又可以重操旧业了。不过警察这种象征性的突然搜查有时也需要进行几次，这可以给公众一个体面的交待。如果奈蒂这次被卷人，这会使他大丢面子，因为他刚因被控告偷税，才从里维沃斯监狱放出来没有几个月，而且现在他又接替了以前的黑帮老大卡朋的位子，那个“大家伙”在五月份时被送到亚特兰大的一所“大房子”里去了。
兰格问道：“肯帕戈纳在哪儿？”他站在米勒的身后，把米勒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就好像躲在一块岩石后藏身一样。
奈蒂不动声色，反问道：“他在城里吗？”
米勒说道：“我们听说你指使他对付托尼。”
托尼就是市长；安顿·丁·舍迈克，又称“小托尼”。
奈蒂耸耸肩，“我也听说你们的主子现在正和纽伯利打得火热，就差睡一个被窝了。”
泰德·纽伯利是卡朋帮在北部地区的冤家对头，如今他执掌着莫兰帮的大权。
屋里陷入一片死寂。暴风雨就要来了！
过了一会儿，兰格小声对我说：“准备动手吧。”
我用一只手把那两个望风的家伙从上到下搜了一遍，他们两个都没带武器。我猜想，如果里面的房间是电报间的话，那么这两个小子一定只是跑腿的，而不是什么打手。兰格和米勒迟迟没有冲进里面的房间也说明了这一次的行动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们已给屋里的人留足够长的时间去销毁证据啦。
最终，兰格又说道：“让我们看看肯帕戈纳在不在那里？”他边说边向那扇紧闭的房门点了一下头。
“谁？”奈蒂明知故问，嘴角硬挤出一丝微笑。随后他打开房门，走了进去，他的那两名手下紧随其后。米勒、兰格和我走在最后面。
里面的房间更大一些，不过没做任何装饰，一张大桌子占去了屋内从东到西大部分空间。在右侧的墙角，有一个铁笼，里面坐着一个戴着套袖、佩有绿色会计标志的人，在他前面码放着一捆钱，他根本就没打算把它们藏起来，也许他觉得放在抽屉里并不合适。在左侧的电报机旁站着一个手拿纸带的年轻人，进行交易没有这样的装置是绝对不行的。还有两个人坐在桌旁，其中的一个人戴着套袖，外衣搭在椅背上，在他前面的桌上摆放着四部电话。他面对着的家伙，长着鹰勾鼻，头上戴着一顶标有卡朋帮标志的珍珠帽。桌面上没有记事本，也没有纸张，只有几支钢笔和铅笔散放着。显然这是一间电报间，桌子一旁正在冒着青烟的废纸篓更加证实了我的这一推测。
那名带着套袖坐在桌旁的人是这里我推一认识的人：乔·波拉姆，他长着一双金鱼眼，大鼻子，身材魁梧，大约有四十五岁，是这里除奈蒂以外年纪最大的人了。奈蒂虽然保养得很好，不过也年近五旬了。那个头戴珍珠帽的小子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短小精悍，正吸着烟——他很可能就是“小纽约人”肯帕戈纳。那名坐在铁笼里的会计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而那个手拿纸带的年轻人，有着一头鬈曲的深色头发，蓄着胡子，看上去绝对不到二十五岁。兰格命令那名坐在铁笼里的会计走出来。他个子不高，长得却很结实，他走出来坐到了肯帕戈纳的身边。肯帕戈纳目光冷冷地盯着“哈里兄弟”和我。米勒吩咐那两名望风的也坐下来，他们乖乖地照做了。最后，他又命令其他人站起来，开始搜身，第一个搜的就是肯帕戈纳，他身上什么也没带。
“这是怎么回事？”站在桌子一侧的奈蒂似乎很迷惑不解。
米勒和兰格又互换了一下眼神，我感到这其中一定大有名堂。我紧握着手枪的手开始出汗了。我注意到两个坐在桌前的人并没有做任何可疑的事，他们的手都放在桌子上，靠近电话机。每个人都被仔细搜过了，当然奈蒂除外，不过他那身挺括紧身的装扮表明那里面也不可能藏有什么武器。
奈蒂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米勒和兰格，我感到他的目光在“哈里兄弟”的身上发生了效力。肯帕戈纳的目光也没有善意。屋子里一下子显得燥热起来，空气中隐隐传来嘶嘶的声音——或许这是奈蒂发出的警告声？
终于兰格开口了：“黑勒？”
“什——么？”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子。
“搜一下奈蒂，把他带到外面。”
我走了过去，手里依然握着枪，不过没有任何威吓的意味，我让奈蒂跟我到外间去。奈蒂不耐烦地耸了耸肩，但还是跟着我走了出来。他看起来不知该如何发泄这场怨气。
在外间办公室，他解开了衣扣，就好像在展示衬里一样，村里是用碧绿色的真丝面料做的。我仔细搜了搜，没有枪。
在我的大衣口袋里装着手铐。奈蒂转过身，背对着我，将双手背到后面，听凭我给他戴上手铐。这时他扭头问我：“小伙子，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太清楚。”我一边回答，一边松了松手铐，这时我发现他嘴里正在咀嚼着什么。
“嘿，”我说道，“你到底在干嘛？把它吐出来。”
他仍在不停地嚼着，我可不管他是弗兰克·奈蒂还是别的什么人，猛地拍了他的后背一下，于是他吐出了口里的东西，是一小团纸，现在已经成为纸浆了。这张纸肯定是在我们闯进来之后才写的，要不然它早就被屋里的那些人给烧掉了。
“干得不错呀！弗兰克。”我一边说，一边抓紧他的手腕，把手铐上紧。这时候，兰格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关严门，走到我身旁，随即朝奈蒂的后背就是一枪。枪声震动四壁，子弹直穿过奈蒂的身体，嵌入木质的镶板里。
我倒退了几步，惊呼道：“天哪！”
就在奈蒂倒下的那一刻，他转过了身。兰格又补了两枪，一枪正中奈蒂的胸部，一枪打中了他的脖子。点三八式手枪的射击声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就如同轰轰的炮声一样震耳欲聋，衣帽架上的金属挂钩被震落了下来。
兰格仍不死心，当他打算再次开枪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你究竟想干什么——”
他迅速把手抽了出来，安慰我说：“别紧张，雷德。你带着那把我交给你的小手枪了吗？”
我能够听见里面房间里的咒骂声，以及米勒装腔做势地让他们退后的声音。
“是的。”我答道。
奈蒂躺在地上，四周是一滩鲜红的血迹。
“把它给我。”兰格命令道。
我把枪递给了他。
“现在进去帮帮哈里吧。”他又说道。
我转身进了电报间。米勒正用枪指着奈蒂的那些手下，他们现在全都站了起来，不过仍旧站在桌子周围。
“奈蒂中弹了。”我说道，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这话是冲谁说的。
肯帕戈纳用西西里方言狠狠地咒骂着。
波拉姆的那双金鱼眼比以往更加突出了，他的脸因狂怒而涨得通红。他急切地问道：“他死了吗？”
“我不清楚，也许他快要断气了。”我看了一眼米勒，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快叫救护车。”
米勒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又望着波拉姆喊道：“叫救护车。”
他坐了下来，伸手抓过面前的一部电话。
正在这时，屋外又传来一声枪响。
我冲了出去，这一次是兰格举着手腕，他的右手正在滴血——在他的右手食指关节上有一处深深的划伤。
地板上，在奈蒂摊开的右手手指间，那把点三八式的小手枪还在袅袅地冒着青烟。
“你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吗？”我怒斥他。
兰格没理我．只说；“我被打中了。快叫救护车来。”
“有一辆救护车正向这里赶来。”我说道。
这时，米勒走了进来，手里仍旧握着枪，他在奈蒂的身旁俯下了身子。
“他还没死。”米勒说。
兰格耸了耸肩，满有把握地说：“他会死的。”说着他转向我，一边用手帕包扎着伤口，一边命令我进去看着那些浑球。
我又回到了里间。他们中的那个留着胡子的小伙子，已经打开窗户，爬到了窗台的边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惊呼起来。
其他人都坐在桌旁。听到我的喊声，那个身子已经探出去一半的年轻人，姿势僵硬地停在那里。
这时，桌旁的一个人给了他一把手枪。
我没太看清楚那支枪来自何处，是谁扔给他的，也许是肯帕戈纳干的吧。
转眼工夫，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向我开火，我只能扣动扳机向他还击。
接着，他就从窗台上消失了。
第二章 家世
我的父亲从来不想让我成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亲经常把这城里的警察说成是“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会会员，被那些警察们殴打过，还被关进了监狱，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恶芝加哥的政客们。无论是管辖一个区的小政客，还是大到管辖芝加哥市的大比尔·汤普森，在父亲看来他们全是一丘之貉。而汤普森与其说是城市的“缔造者”，还不如说是一只“醉猫”更为恰当。
如果我肯脱离警察局，这一定是最能让父亲开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墙横立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的警察生涯也许是他殒命的主要原因，不过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也心中无数。在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他甚至连一张便条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族——黑勒一脉来自于德国东部的黑垒地区，我们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来的。十九世纪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强令放弃他们以前的姓氏，改换成由地名或职业而来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话，那么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因为我的曾祖父——杰克普·黑勒，曾做过裁缝。
那是一段艰难时日。为了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传统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机器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前以织布为生的年轻人，还是靠牛车运输养家的壮劳力，生活都难以为继。失业率飞涨，同时农业的欠收使得粮食的价格翻了一番。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我的曾祖父坚守着他的生意，尽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好在他还与黑垒那些富裕的犹太人——高利贷者、银行家、企业家有固定的生意联系。一九四八年，整个黑垒地区卷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因为他根本不能卷到这场风暴中去，那些上层社会的主顾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辗转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场反抗迈特内克的叛乱中被杀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财产交由维也纳犹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暂时保管。考虑到当时动乱的局势，曾祖父决定亲自去维也纳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遗产。在维也纳，他在拉比·孔恩家里住了几天，并深深喜欢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学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愿留在了那里，然而，后来拉比一家却被极端的正统宗教主义者给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垒。
所有这些给曾祖父以沉重的打击：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于非命；在维也纳，他又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自相残杀的惨象。他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倾向于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惨死之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犹太教也从此从我们家中销声匿迹了。
离开黑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继续生活在那里日子会更加艰难。一八四八年以后，秘密警察的触角无所不至，这使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犹太教的正统极端分子们对曾祖父的叛教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向他的那些有钱主顾们散布说，曾祖父的弟弟是个激进主义者。于是那些有钱人就不再光顾曾祖父的裁缝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难维持家用。最终，曾祖父决定举家迁往纽约，那时候我的祖父哈兰姆只有三岁。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国。
祖父哈兰姆少年时就在家中的裁缝店里帮忙。这本可以成为他以后发家的起点，可是哈兰姆并没有这样一直干下去。在祖父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联邦军。像当时许多年轻犹太人一样，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这一举动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当时犹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个食利阶层，为了修正这一对犹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战，结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双腿中弹。
他又返回了纽约。在他离家期间，他的父亲长期被疾病折磨，最终死在医院里，他的母亲也在十年前死去了。当时，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正在为家产闹得不亦乐乎，最后安娜姑妈带着大部分的家产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纽约，此后一直杳无音信。祖父的两个兄弟，杰克比和本杰明一直生活在纽约，但行同陌路，他们也很少探望祖父——一个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后来，在服装区中一家以残酷压榨工人而闻名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没被饿死。
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诺米·里维特兹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我的父亲，马哈隆，出生于一八七五年。两年之后，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积劳成疾无法再胜任工厂里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顾两个孩子，而祖母继续为一家人的生计卖命。又过了两年，一场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楼，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亲和叔叔安全地救出来以后，她又返身去寻找祖父，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出来。
父亲的安娜姑妈——自称是拿了她那份应得的财产——在离家多年以后又和家里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让他们知道她现在的“风光”，于是父亲和叔叔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安娜姑妈那里。下了火车，又换乘街车，这两个大睁着好奇的眼睛的男孩并没有被送往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怀斯特区，而是被送到了城里著名的红灯区——利维区。在那里，“按摩中心”、“理容中心”的牌匾随处可见，既有城里最著名的“伊娃林格俱乐部”——由伊达和玛纳姐妹俩开办，也有数不清的名声不佳的下等妓院。他们那位“风光”的安娜姑妈就是一家下等妓院的鸨母。
当然，安娜姑妈不是那些操皮肉生涯的最底层妓女，她在那些一家紧挨着一家的下等妓院中拥有“风光”的一席之地。那些小妓院的建筑都十分劣等，其中的一家曾一度由警察局的总监所有，其他几家由曾五次连任芝加哥市长的卡特·哈里森所有。街上还有一家一家的简易房，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床是为妓女和她的主顾准备的，椅子可以用来存放主顾的裤子。通过墙上的暗门或房门，一名不速之客经常会在让人尴尬的时候闯入，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通常主顾都会乖乖地付钱。
在街区的另一端就是“伊娃林格俱乐部”以及在它前面的归凯莉·华特森所有的上等技院。在三层的棕色楼房里，有五个客厅，每间客厅又有五个不同的入口。此外，里面还有二十间卧室，一间台球室，以及一个地下保龄球场。粉红锦缎的室内装饰、真丝的睡衣、亚麻床单、放在银质酒桶里的葡萄酒，以及用于啜饮的金质高脚杯……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富丽堂皇”。
再拐过来就是安娜姑妈的妓院了，里面也提供葡萄酒，总共十几个女孩在早餐时喝她们的葡萄酒。那时大约是一点左右，她们围坐在桌旁啜饮她们短暂一天中的第三顿（至少是第三顿）“液体食品”。每天中午，黑人女佣把这些“残花败柳”从床上叫起，靠着苦艾酒的效力她们进行梳妆打扮，然后下来吃早饭。不大一会儿，这些女孩就成双成对地坐在窗前向过路的男人抛媚眼了。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凑到窗前看看那些女孩穿的“衣服”——那也叫“衣服”！她们通常袒胸露背，这样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姑娘们的“生意”才告一段落，她们要么找本小说催眠，要么喝得烂醉如泥。
安娜·黑勒手下的姑娘们都过着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安娜知道如何吹嘘自己对待姑娘们是多么的关心体贴，尽管马戏团驯兽那样的场面一个月总会上演三、四次。天知道那些姑娘是怎样才从安娜的谎言中活下来的！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