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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在1945 年11 月12 日召集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宪法。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国民党在1936 年由一党包办产生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以1936 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为根据的。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他有关问题，都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在训政时期对于保育民国的一片耿耿精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本党已往所以忍辱负重，为国民尽忠，为国家负责者，原所以防止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又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①这是表示国民党统治集团决不肯放弃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
在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①等。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② 《蒋主席于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1945 年3 月1 日。《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①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1945 年5 月5 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10 月版，第905 页。① 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执行涨价归公。”国民党所说的“公有”就是买办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限制地主剥削的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的办法，虽然一说再说，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国民党的政纲规定“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种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国民党也是不知说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准备施行。
国民党政纲里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这是规定要发展官僚垄断资本，限制或吞并民族资本。国民党还规定它的政府要“节制”“一切剥削行为”。这种规定的用意在于压迫民族资本家，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国营”经济。因为按国民党的说法，“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没有剥削的。国民党又规定“以资金汇兑之便利，水陆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官僚垄断资本正是利用它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各方面的特权，卡住民营企业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中，说要进行经济建设，并说要为此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大买办的私人资本。国民党政府反对改革土地制度，侵吞民族工商业，扩大官僚买办资本，是和发展经济背道而驰的。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战后做准备的。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坚持法西斯独裁，二是在经济上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国民党过去的既定方针的继续，它还想把这种方针坚持到将来。
第十五章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3 年，墨索里尼的垮台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势力走上了下坡路。此后世界战局朝着更有利于盟国、更不利于法西斯国家的形势发展。
1944 年6 月6 日，美英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从此德国在欧洲西部战场节节败退。
1944 年6 月23 日，冲绳战役结束。盟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就是日本本土。
1945 年5 月4 日，苏军占领德国首都柏林；5 月8 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消灭的目标只有法西斯日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存在着欧洲战场（包括北非战场）和东亚西南太平洋战场。东西两个战场哪个更重要？盟国举行战略反攻的话是先打败德国还是先打败日本？在中国一直有不同意见。蒋介石一派主张“先亚后欧”，美英苏则主张“先欧后亚”。中共同意后一种意见。后者一直占据上风，并得到了实现。
1945 年7 月17 日至8 月2 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 7 月28 日后为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近郊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 月26 日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中有关对日作战的主要条文有：“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申明了中美英苏消灭日本法西斯的一致意见。
波茨坦会议后，马上进入了盟国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1945 年8 月6 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 月8 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很快歼灭了日本关东军。8 月9 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惊。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大反攻，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 月2 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9 月3 日被中国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9 月9 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1945 年8 月11 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抗战结束发表谈话，其中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
1945 年9 月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经过八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新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但中国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人在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对前途抱着美好希望的情况下，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多种未知数的情况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里只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上看一看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诸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人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进行了许多次的斗争，但都失败了。而1937 年至1945 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由于中国人民打倒了侵略中国最凶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为修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消除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所以它成为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
第二，抗日战争为全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这个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两大任务的完成是同时并举的；但在某一个小的历史阶段，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在时间上步骤上是可以分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帝任务，这就大大削弱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为消灭封建势力完成全部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而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缩短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第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近百年来，中国在受尽列强侵略势力欺凌、处于极端贫困落后境地的时候，也一直酝酿着民族复兴的潮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立国几千年，有恢宏的立国规模，有广大的版图，有世界各国中最多的人口，有古代世界上十分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繁荣的文化的国家。只是在近代，中国才衰败了，受人欺侮了，贫穷落后了。但是古代中国的辉煌业绩，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保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国人视为荣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代的中国虽然落后了，衰弱了，但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它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这是中国存在复兴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是只有上面的根本原因还不够，中国要真正复兴，还必须有实现复兴的机运。抗日战争就是这样的机运。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振兴的机会，当时就有人说：“一个国家可因战争而灭亡，但也可因战争而复兴。中国的兵家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无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缺少刺激，不求进步，故最易灭亡。反之，一个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有不断的刺激，不断的进步，倒反易复兴。”①又有人说：“我国民族，自1842 年鸦片战争以来，已受了百年镣铐的痛苦生活，现在正是一个回复到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虽不免受到一点痛苦，但在整个民族看来，这正是一个幸运的时期。”①正是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复兴问题闪耀在中国人眼前，显现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既有深厚的复兴底蕴，又有众多的抵制复兴的消极因素。中国要复兴必须具备多种条件，进行长期的努力。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为中国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复兴，还必须具备其他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中国还缺少那些条件。因此，抗战的胜利结果并未直接带来中国的复兴，而是为复兴的实现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① 罗家伦：《建国在作战的时候·代序》，独立出版社1938 年版。
① 《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 年版，第61 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复兴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共产党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 年8 月15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 年12 月16 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