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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修造工业。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著的。华商机器修造厂集中在上海，由1913 年的91 家增为1920 年的222 家。其中机床厂，战前也制造过机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战后进口机床减少，而需求增加，国产机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现，一度行销于东南亚。1913 年上海仅有1 家机床厂，1920 年发展到8 家，但仅限于生产小型和简单的机床。内燃机厂，由1913 年的16 家发展到1920 年的44 家，主要是仿造20 匹马力以内的火油、柴油引擎，用于碾米、轧花、榨油等农产品加工。纺织、针织、印染、缫丝机器修造厂发展较快，由1913 年16 家发展为62 家。但这些厂主要做纺织机、布机、缫车的配件，以及脚踏铁木机、手摇袜机等。船舶厂由1913 年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1962 年版，第912 页。
② 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880 页。
的14 家增加到1920 年的28 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制造小火轮。总之，这时期开设的机器厂，基本上仍是小型厂。据1920 年对114 个厂的统计，平均每家只有机床5。9 台，工人25 人。①1913—1920 年上海机器工业的设厂和分业情况②1913 年1920 年机床制造1 8内燃机及农产品加工机器修造16 44纺织印染缫丝机器制造13 32针织机器制造3 30印刷机器制造7 16船舶修理和小火轮制造14 28其他37 64合计91 222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1902 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1920 年迁到上海大连路新建厂址，有机床100 余台，工徒300 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等。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发展，重要的有周恒顺机器厂，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1920 年开设的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后来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7。电力工业。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从1912 年到1920 年，华商发电厂由33 家增加到70 余家，发电容量由1。2 万余千瓦增加到2。9 万余千瓦， 8 年间增加了1。46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但都属火力发电的小厂，平均每个厂设备容量不过400 千瓦，而且比较集中在沿海各省，还比不上外资发电厂的增长速度。其中较大者仅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还设有规模更小的发电厂，总数约50 家，每家资本不过1—10 万元，发电容量无确切记载。
这时，我国尚无电机制造工业，发电机和电动机全赖进口，只有一些电机修理厂。我国第一家电器厂，1917 年在上海创办，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于1919 年试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8。化学工业。
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这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最重要的是范旭东创办的塘沽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志在实业救国，1914 年创办久大①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 年版，第304 页。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883 页。
精盐厂，1915 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 吨多。范旭东创办久大厂的目的在以盐制碱。1917 年，范旭东开始筹划永利碱厂，资本40 万。1919 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惨淡经营，到1924 年才正式投产。
9。水泥工业。
周学熙于1906 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一战期间硕果仅存的一家华资水泥厂。一战期间水泥销路大增。由于水泥畅销，该公司营业极为发达，水泥产量由1912 年的5。9 万余吨增加到1920 年的近11 万吨，增长了85％。设备利用率1912 年占56。6％，到1920 年提高为104。5％。从1917 年起，销售量超过当年产量。启新洋灰公司历年都有盈余，1914—1920 年共获盈余509 万元。该公司资本原为100 万元，1921 年增为880 万元。①启新是这时期经营颇为成功的一个大企业，并成为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中坚企业。
10。矿冶业。
一战期间，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1912 年为41。7 万吨，1914 年为82。6 万吨，1920 年为328 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9。4％。1912 年华商煤矿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产量的8。1％，1914 年占10。4％，1920 年占23。2％，增长迅速。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这时期民营铁矿仅有河北龙关和安徽当涂2 处。
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1917 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资本50 万元，设12 吨炼铁炉1 座，获利颇丰，后增资至100万元，增设35 吨炼铁炉1 座和炼钢炉2 座，年出钢3 万吨。1917 年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资本70 万元，设20 吨炼铁炉1 座。扬子机器公司1920年设炼铁厂于汉口，建100 吨炼铁炉1 座，后经营失败。同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建250 吨炼铁炉1 座，计划年出铁9 万吨，但因资金不足未开炉即歇业。战后钢铁价格下跌，经营困难，许多厂一度停顿。这一时期，各种矿产品的采掘和冶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煤、铁砂、生铁、锑、锡、汞6 种产品平均计算的生产量指数，在1912—1920 年的九年间，约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①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1913 年为20515 万元，1920 年增至45070 万元，七年来增加了近1。2 倍。
运输业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运输业资本，1913①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 年版，第139 页。① 转引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9 页。
年为8226 万元，1920 年为12907 万元，七年共增长了57％。交通运输业分铁路、航运、公路三项。
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民办铁路事业采取打击政策。这期间唯一的民办铁路建设是云南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1913 年破土动工，1921 年个碧段通车，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 年了。个碧石铁路是为运个旧锡矿与法资滇越铁路接轨而造，全长190 公里，是窄轨铁路。
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发展。据不完整统计，1914—1920 年开设的华商轮船公司共14 家，资本2080 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48 万余元，较前一时期平均每家资本80 万元规模有很大扩大。但这些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吨位，没有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 年有船1118 只，40944 吨；1920 年1477 只，110447 吨，从1914—1920 年增加船359 只，吨位69503 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0％。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09 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 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 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00 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2）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05 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发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0 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000 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3）李镜轩、郑效三等于1917 年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 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4）1917 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5）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 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发展，到1922 年仅有公路1185 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行业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 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 至1920 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 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0 年实存97 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 年的2712 万元增至1920 年的8782 万元，增加2。2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 年，资本额500 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 年，资本额200 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 年，资本额100 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00 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 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钞票。“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业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 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 亿元，即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0—90 亿元①。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 年为16。62 亿元，1920 年为23 亿元②。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 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 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发展为514 家，1920 年倒闭不少，1921 年实存451 家。其中棉布批发商数已超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0 年有142 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 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 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 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 倍③。1920 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996—998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1037、1043、1065、1074 页。
③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 年版，第56、135 页。发商30 余户，零售店188 户。西安1918 年有棉布商160 户。广州1914 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 户。④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0 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 年与1914 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062 万两增至5076 万两，资金由不到300 万两增至3349 万两。1918 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速回升。到1920 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发展起来。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 年的144 万关两增至1919 年的1197 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发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 万港元，于1900 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 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 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 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 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00 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07 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 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00 万港元，1918 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 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 万元，超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0 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 年资本总额为11。3 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 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 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 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 万元，占95％。1911—1914 年①，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 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0 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 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 亿多元，占82。5％。1920 年资本总额近72 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 亿元，本国资本48 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 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 亿元，占81。2％。在1920 年39 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 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 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0。2 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0 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 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 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 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④ 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1003—1004 页。
① 官僚资本为1911 年，民族资本为1913 年，外国资本为1914 年。
资本的增长速度比本国资本增长速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 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 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 年是19％比81％，1914 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0 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 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 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0 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0 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 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 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 万元，其中外资是5406 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 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 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 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 万元，其中外资是1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