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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违背某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虐待、拘禁、逮捕或处死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合作的权利。最后，它也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所以，民主就是人民在不受任何“圣贤”的规矩下共作其主；自由就是在不违害集体或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己任其所好而自行作主。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注释】圣人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其所为可谓是无为；无为，是指无主观妄为。顺人情物性执事，其所执可谓是无执；无执，是指无主观任意之执，无违背人情物性之执。既然无为又无执，故也无所谓败失了。《淮南子？修务训》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又说，无为并非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乃是利用自然之势。是“因时乘理”、“顺物之变”，当事而为，如镜应形，适可而止。
【漫谈】老子告诫我们要尽量无为、无执，无为、无执就是自然。什么是“自然”呢？老子所说的“自然”，如果要将其翻译成现代用语，最为接近的就是现代科学中的“自组织”一词。所谓自组织，是指事物（系统）不是由于外部的强制，而是通过自己内部的组织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过程。倒如，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组织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
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在各依其天性本能的交往中产生的自然理性，是相互间长期磨合的结果，它在微妙地平衡着各方的利益和冲突，使之达到和谐。这种自然理性不是出自某个圣贤先知的设计或理念，而个人的理性知识，因受其本身生物属性的局限，不可能将事物间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影响彻底理清。
而从笛卡尔的主观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抛弃传统，抛弃实践，只是凭借精英人物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各种愿望效力，就能建立一种新道德、新习俗、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这种“建构主义”或“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其严重背离社会客观现实的错误虽然显而易见，但它凭借其富丽堂皇的设计，美妙高尚的理念，仍然在支配着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怀有良好意愿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而且，它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继续制约着有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不应夸大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狂妄自大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发生和性质做出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解释。各种豪杰先知、“导师”、“舵手”还会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去诱导民众去干各种严重扭曲自然的事物，这将会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
【漫谈】马克思曾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种人格观突破了钦定伦理本位的传统观念，民众的自然天性被置于伦理本位和基础的地位，不再从属任何圣贤之论，而是强调了人民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重要性。陈独秀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因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漫谈】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多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理念、习俗所组成。我们应当允许这些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和平共处，允许它们各自按着各自命运的安排走各自的路。应当使这些多样性在自由的环境中，达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使世界、国家、社会融洽一致。而不应主观地支持一种去反对和压制其他不同者，因为谁也不能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访华时说：“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有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有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现在许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世界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斯巴达克还是近代的法西斯以及现代的霸权主义，无论是外国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凡是违背人民天性的一厢情愿的强执性有为，总难逃脱失败的结局。
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注释】嘘：缓呵气使暖。吹：急出气使凉。强：强健。羸：瘦弱。载：安定。隳：危殆。
世间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吹凉；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殆。虽然万物的自然天性不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各自充分地、自由地利用了天地赐于的大环境。王弼说：“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故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
【漫谈】《庄子》中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可是，像这样断长、续短的事，恰恰是很多“伟大人物”在尽力而为的事，其目的都是立同禁异。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些施为会给他的臣民带来好处，于是就逼迫人们如此这般，可是他们的好心意，却往往成了“熊的服务”，把主人打的鼻青脸肿，使事情弄得更惨。
【漫谈】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国家，传统、国民性、社会现状也错综有别。政治体制也好，社会规则也好，总有这种况出现，譬如在某国被作为正义或被常识所认可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被视为完全相反的东西；在某国行得通的东西，在另一国未偿必要或行得通。所以，如果不考虑别人、别国的特情，而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作法是要不得的。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就当然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国际关系必须以认同相互的差异、以互相尊重为出发点，容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多元化。
对于事物认知方面的分岐，对与错的分辨，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在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岐，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渺小的判别，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只有一个你感情上喜爱不喜爱的曲别，只有一个个人主观偏好的曲别。这方面的真理不存在于任何完全排除信仰理念的事物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所以，这种分歧只应由大家用一种共识来解决：承认和容忍每个人都具有对理念观点有任意喜爱的自由，承认和容忍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自由。如果有人非要强调自己认可的对，并强迫别人也必须认可的话，那末这种主观意愿分歧就只好由强力…甚至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这样，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也就还原为强权之争了。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释】甚：极端，过分。奢：奢侈。泰：过度，过分。
古圣王所以成德布施，皆不外则天而行之，顺应民意而不妄为，辅其自然而不过分。《论语》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吴澄说：“凡过盛必衰，衰则亡之渐也。惟不使之过盛，则可以不衰，而又何有于亡？甚也，奢也，泰也，皆极端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时，去奢者欲其常如俭之时，去泰者欲其常如约之时，能不过盛，则可以使天下不亡矣。”
【意译】
欲要治理天下而主观施为，我看他是不会达到目的。
天下万物各有其神妙的自然本性，不能主观妄为，不能强行控制。
主观妄为将会遭败，强行控制将会失去。
因此，圣人不主观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强行控制，所以不会失去。
世间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吹凉；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殆。
因此圣人戒除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行为。
原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注释】学：是指外饰尚为之学。
为学日益，是说从事外饰尚为之学的人，贪施欲为的投机心智、行为日愈增益。为道日损，是说遵循本然之道的人，贪施欲为的投机心智、行为日愈消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扬，故假饰伪装日益；为己者，学习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因心以会道，故把假饰伪装日益损去。
【漫谈】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认为“为道”的目的在于“尽性”。他说：“性在物谓之理”，就是说人与物皆有天赋的属性，在人则称为人之性，在物则称为物之理。人性与物理皆出于天，其理相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是不能背离人的天赋本性，做事还必须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道理。
【漫谈】领导不仅是作决定和下命令，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倾听各种意见，这才是社会领导者应有的工作方式。要敞开大门和敞开思想，抛开自以为是，容忍他人的观点，并与大多数人的观点思想尽量取得和谐，要懂得作为国人所共有的社会准则要比任何主观准则更重要。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注释】我们应该探讨、效法和顺应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用这种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为道者随着对“道”理解的加深，他们脱离事物自性必然的主观尚为行动就会日益消损，消损又消损，以致最后达到完全消除了主观妄为。范应元说：“人心本虚，私欲窒之，则难复其初。渐去之，又去之，以至于无为，则仍虚矣。”郑板桥诗曰：“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繁冗删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漫谈】“无为”并非是“不为”。“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不越性分”。而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是不要有主动兴事造作的意愿，其行为不出于一己之嗜欲、私利、私意，而是因百姓之思而思，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虽有思有为，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实际上可谓是无为。
在老子看来，“无为”是圣人“治天下”、“取天下”的基本原则。老子提倡“无为”，其形上学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此，他大力宣传“无为之有益”。
在历史上，将无为理解成“固执地不为”者虽是少数，但是，将无为视作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者，则始终大有人在。许多人就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无为的。“具体到政治上来说，必然会有官员要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对于这些自发的“恶”，如果也“因其自然”，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北宋《老子》注家在鼓吹“因其自然”的思想时，极少注意到其消极影响。只有苏辙在谈到“因万物之自然”时，在后面明确地提出，要“除其害”。
宋徽宗喜爱无为之道，但他却对“无为”和“因其自然”产生了误解。在《御解道德真经》中，老子的“无为”就被解释成了消极地顺应自然，完全放弃所为。据他的看法，“大智并观，乃无不可”“道本无相，孰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无为就是“因其固然，付之自尔”；认为就象季节的更替一样，都是不需要人力作用，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误认为，只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个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们的各种行为）是好是坏，完全不需要他去分辨。不立一物，不废一物，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后果，他也不必挂心。这样，他完全忘记了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直接步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天下治乱采取的这种完全不负责的态度，以及他对善恶的不加分辨，实际上是促进了恶势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黑格尔和宋徽宗，虽然是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其对于“自然”、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黑格尔曾断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但是他讲这话时，他的“现实的”一词并不指经验主义者所要指的意思。他承认，甚至还强调，凡经验主义者所以为的事实，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必然都要成为不合理的；只有把事实作为全体的样相来看，从而改变了它的外表。这是“无为”与“无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无为而治”，是指不要单凭“权力”和“法律”来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应自性”的哲学智慧进行科学管理，正是如同过去时的俗语“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百万”一样的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益的高超管理艺术。这种管理艺术，对当今的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释】取天下常以无事：喻化治于无形。取：治理。
治理天下应该精官简政，不用繁政扰民；用繁政扰民者，不配治理天下。清朝有个宰相曾说：“做官不难，莫作怪。”这就是说，不要作违背人情物性的事情。
《吕氏春秋》中说：“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君臣易位，则官职废。官职废，则天下乱矣。”
【漫谈】毛主席说：“领导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制定政策，二是管理干部。”现在我们许多领导下去巡查，动不动就作“重要讲话”，这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他如果对其本职之事不懂，可谓是不称职，不称职便应撤换；其人如果称职，你的“重要讲话”说得对是重复，说得不对是添乱，下级将会依你的错误意见执行，因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他的乌纱帽掌握在你手里，其势使然。
【漫谈】老子所关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与人类社会生存有关的状态，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无为、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自然状态包含事物自身内在的发展趋势，是原有自发状态延续的习惯和趋势。老子眼中的“自然”是一种排除外力干扰情况下的事物自发状态的保持与延续的习惯与趋势，或者说是事物的自组织。老子所描绘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自是互不干扰，相安自得，怡然自乐，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式理想状态。
现代社会结构复杂，事物繁多，现代国家的治理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老子的治国原则还是有其合理内涵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和保持社会自然的稳定与和谐。这一宝贵的政治经验，往往为历代贤明的从政者所接受。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键便是尽量让人民自由和平等。
【漫谈】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说，“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因为“它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