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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歪对数学极其热爱，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华罗庚、陈景润式的人物。当我们的偶像是雷峰、董存瑞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华罗庚、陈景润，后来我们的偶像变成了刘德华、王菲，他的偶像还是华罗庚、陈景润，现在我们年龄大了，没有了偶像，只剩下目标，就是挣钱的时候，他的目标也是挣钱，是像华罗庚、陈景润那样通过数学挣钱。陈景润的课题是歌德巴赫猜想，老歪说他的课题就是彩票中奖号码排列组合猜想。
有一点老歪深信不疑，各期彩票的中奖号码一定是某种数列，但决非等差或等比这样简单，他决定找到其中的规律，为彩民们做出贡献。老歪将每期中奖号码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一有闲暇便掏出该本分析，他说他已经预感到一些苗头了。
如果中奖号码的规律被老歪发现，他的名字足可以载入史册，比肩华罗庚、陈景润，和《美丽心灵》中的那个教授平起平坐。
无论现实怎样，至少老歪说出了极具哲理性的话——何谓命运，买一注彩票就知道了。
老歪每期也不多买，就买一注，他说生活是平淡的，但只需两块钱，就能给平淡的生活注入无限希望。他说自己已成为理想主义者，我却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主义。
老歪为什么会迷恋上彩票，据他讲，他看了一期《实话实说》，那期的主题是：假如你有500万。平时很少看电视的老歪，屏息凝气，特虔诚地坐在电视机前坚持到节目结束。他认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太振奋人心了。
终于毕业了，生活不能再像四年前那样度过，吃顿小炒就心花怒放，看本书便心满意足，听盘磁带感觉倍儿充实，再玩玩游戏、喝顿酒，别提有多滋润，感觉实现了共产主义，实际却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现在我们要用大脑和双手，去改变生活，享受生活。
大学这四年，校园的等级（年级）制度，让我感触颇深。大一新生入学，学校将课表安排得很满，这是一记 “杀威棒”，告诫想撒欢的学生，象牙塔不同游乐园，我们的口号是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升上大二，学校在减轻课业负担的同时，将大二学生列为义务劳动、无偿献血的首选，否则以后就没机会了。步入大三，学生开始把自己当校园里的老前辈了，抽烟喝酒，考试作弊，贿赂老师，无恶不作，空闲之余想点事情，诸如生活的意义、明天的模样等老生常谈却又是每个人在此时都会遇到的困惑，考虑半天也得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在半梦半醒间进入大四。到了大四，便一切豁然开朗，课少到几乎没有，有远大抱负的学生开始考T考G，有些抱负的学生着手考研复习，平庸的学生闷头找工作，有点儿颓废的学生和女朋友在校外同居，很颓废的学生抱着被子自己睡觉，全都不把自己当学生了，学校这时对大四学生彻底大撒把，好像他们已经不属于学校了似的，任其随心所欲，胡乱折腾，也不管不问，就像一些劳工合同快到期的职员去向已定，不再干活，老板不想管，也管不了一样。
其实大学四年究竟学到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没白上，通常会说：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无怨无悔，真想重来一次；心里想的却是：可他妈算毕业了。
终于，这一切结束了。
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恋爱了
四年苦闷的大学终于结束，我一直以为毕业后会大彻大悟，没想到仍感觉一片茫然，像个第一天上幼儿园的孩子，没有父母帮忙脱裤子、擦屁股，连屎都不知道该怎么拉了。
四年前，经过黑色的七月、苦苦期盼的八月，我考入北京某大学的工科专业，怀着成为天之骄子的骄傲心情步入校园，无聊、厌学、迷茫接踵而来，随后并不一帆风顺地混到毕业，然后又垂头丧气地走向社会。
毕业前夕，学校假惺惺地给我和老歪等几个未落实工作的同学发了份就业意向书，说是学校将协助我们就业，我痛心疾首在上面写下“自谋生路，饿死活该”，然后让老歪带给老师。老歪说老师看了我的期望后，恨铁不成钢地说，是死是活，随他去吧。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现实是，一下子从自命清高的大学生变成了北京市民，巨大的落差使我产生了贵族（仅仅是精神上的）破落到平民的悲哀。
真希望这一切是场梦，睁开眼看到的是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哪怕回到四年前，我都会中规中矩专心读书，别那么各色，中庸没什么不好，可现实却是我自以为是到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们这拨毕业的学生里，除了我等一少搓眼高手低分子外，似乎所有人的结果都不错，最不济的也落个朝九晚五，工资奖金不高，三险一金不少，一辈子有了着落。而我唯一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晒太阳，人说晒一个小时太阳相当于吃一个鸡蛋，我要是晒一上午太阳，到了中午准保打嗝。
人离开了学校，档案也要跟着走，没有单位接收，只能转到人才中心。我打电话给学生办公室，问需要哪些手续，一个男老师接的，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倪蒙，他说认识我，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问他是新来的吧，因为我对办公室那几个傻逼老师耳熟能详，他说对，你来学校找我办手续就行，我还挺高兴，没想到自己这么有名，居然连刚到校的老师都知道我。后来回了学校，到学生办公室打听王老师，当别人指给我看的时候，我脱口而出：我操，你丫呀！
原来，王老师是和我一届的学生，上学的时候经常身上穿着西服，脚下蹬双片儿鞋，外号“西服片儿懒”，一入学就进了学生会，给团委老师和学生主席鞍前马后，整个一催奔儿，却乐此不疲，津津有味。那时候因为我在学校弹琴唱歌，一有晚会他就跑来请我参加演出。大二那年，他成功地混入和团委老师公款吃喝的队伍，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西服的扣都系不上了。
没想到毕业后，他居然留了校，也开始吆五喝六，成了王老师。好在当初我接受过王老师的演出邀请，他没过于刁难，只折腾了我三、四趟，就手到擒来地给我盖章画押，一副居高临下。
王老师有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潜质，一次全年级在礼堂开会，王老师（当时还是学生）在主席台就坐，这时他已经是学生会的一个部长了，团委书记讲话途中放了一个屁，台下和台上的同学都笑了，唯独王老师岿然不动，尽管脸都憋红了，但还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此事过后不久，王老师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对于王老师，我能记起来的就这么多，不知其全称，只知姓王，因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是骗你，王字就倒过来写。王老师的全名我曾经知道过，后来没几分钟就忘了。
日后，王老师将陆续变成王主任、王书记、王校长……对此，我充满信心。
毫不夸张地说，就转档案这么一件事儿，把我腿都跑细了。每天折返于学校、街道办事处、区人事局、人才中心，盖了若干个鲜红的印章，签了许多个名，排了N长时间队。一次我等烦了，就说你们不能快点吗，工作人员不慌不忙：着什么急，没看我们这里人手不够吗！现实就是这样，有人在家渴望就业，而有些单位居然人头不够。
总算调出档案，我以为这东西会很复杂、很厚重，其实就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封着不
知内容的几页纸，但甭管是什么，一个人如何，是仅凭这几张纸就能够说清楚的吗，变好学坏，还不是眨眼之间。
档案袋的背面是高考时候的志愿表，我写在上面的字迹历历在目，当时的场景还记忆犹新，报志愿时只为了能有个学上，至于前途怎样，从没想过，往往是什么专业好听就报什么。“服从调剂”四个大字触目惊心，也就是当时自己学习不好，为了榜上有名，不得不如此，搁现在，打死我都不会“服从”的。
转了档案，我从此和学校脱离关系，被其成功分娩，正式成为待业青年。
我们这拨毕业生都是学校生在社会上的孩子，生完学校就撒手不管了，有工作的算找到不错的养父母，比较幸运，我却是孤儿一个，没人要。
在有档案之前，也就是中学时代，每到期末考试结束后，北京的初高中生都会人手一份成绩手册，上面记录着期末考试成绩和教师操行评语，该手册平时归班主任保管，考试结束后才会发到学生手中，叫拿回去给家长看看，收了学生那么多学费、书本费，算是学校给家长个交代，相当于现在买东西时开的发票。
在众多科目中，唯能让我引以自豪的是体育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它散落在一片勉强及格
和垫起脚也不及格的成绩中，反差异常强烈。
我高一的手册中写的是全勤，因为不上学我也没地方去。高二的手册中写的是三天病假，不是真的有病，是我没病装病，懒得去上学。高三的手册中写的是旷课三天，是我懒得上学也懒得开假条，索性不去学校。
这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一个学期一百五六十天，才旷三天课，真是个好孩子，然而病假一项在当时许多中学生的手册中都是不填写的，即全勤。那时候不要说旷课，就是得了肺炎肝炎什么的，也要忍受同学的排斥，带着口罩坐在课堂上，惟恐落下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我的手册中学校与家长联系栏里面经常被写上“准备开学参加XX补考”，我不明白老师为何要将此事公布于此，参加补考的是我，又不是我的父母，通知他们有什么用，还没我会的多，让他们考肯定还不如我呢。
手册的最后一页是学校通知，好在老师没有在“试读、留级、退学、送工读学校、开除”这些栏中填写什么，当然了，手册中“跳级”栏一处更是空白的。
因为在一次两个同学打架的时候，我没有拉架，而是支持了其中一方，合伙将另一方打得七窍出血（是我们手上流出的血沾到他的五官上），故而老师在我的操行评语中写道：立场鲜明，爱憎分明。这种很个人化的评语在其他同学的手册中难得一见，无外乎都是热爱班集体，积极参加班内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因为打架的原因，这一点没被写进我的手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女生例外），学习努力（针对成绩平平的学生），思维活跃（特指淘气的学生），望日后更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进步。
要不是老师要求家长签字，我爸妈还始终认为他们的儿子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每次我战战兢兢地把成绩册交给爸妈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要么被劈头盖脸一通数落：你小子就他妈给我丢人吧，要么三两个星期对我爱搭不理，比挨一顿爆揍还让我难受的准备。不过现在我已经坦然多了，不像几年前，总是藏着掖着，不及格科目太多的时候就说手册给弄丢了。
忽然想起，父母好几年没有说过我了，被骂的滋味早已淡忘，还真挺怀念的，倒是我时不时地说说他们这个，指指他们那个，一百个看不上眼。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实在没办法，谁让我翅膀硬了呢。
虽然父母不再唠唠叨叨，但上了班单位领导会对我说三道四，如果我对他能像对父母那样不分彼此就好了。
承认自己是待业青年没什么不好的，而许多文人墨客却要说自己闲赋在家，待业就是待业，干嘛偏说闲赋，好像自己把工作怎么着了似的，好像自己多主观能动性。
待业的这段时间，我忽然意识到何谓生活——就像魔术，看似变幻万千，却非无中生有，在预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
每天除了上网、去招聘会找工作，我便无事可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养成一有空就上街观察老头的嗜好，偶尔还拿着相机拍几张照片，经常因此被打麻将玩一二四毛钱的老头挡着脸拿拐棍儿敲打，以为我是报社记者，又在搜集不正之风的题材。
我在老头们身上预见到自己老了时候的种种模样：早上去公园压腿，中午到路边打牌，下午蹿胡同里聊天，傍晚去学校门口接孙子，深夜跑湖边吊嗓子，手头紧的时候就捡点空饮料瓶硬纸盒什么的……去他妈的，想那么远干什么，把握好现在就得了，赶紧找点儿活干才是正经事儿。
我认为自己真正长大成人是从现在开始的。原来在马路上，但凡跟腿脚不利落又有点驼背的人打听道儿，我就管人家叫爷爷奶奶，把自己当孙子辈看。后来有小孩问路时叫我叔叔，我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但没有做好准备，突然间还难以接受。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到了现在，小孩再叫我叔叔我便欣然接受，要不这么叫我都批评他不尊重长辈，同时，我管所有的老头老太太改叫了大爷大妈，当然，自己的爷爷奶奶该怎么叫，还得怎么叫。
年轻就是财富，但再有钱也架不住挥霍，况且我已二十二岁，不再是个富翁，我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该吝啬要吝啬了。
人长大的又一标志就是，感觉城市在变小。初中我在西单附近上学，有时因为作业没完成被老师勒令去教室外罚站，就趁机坐车去动物园，那时感觉距离特遥远，跟出趟差似的，去了动物园这一天就甭干别的了，中午买个面包，一边吃一边看猴子，吃不了的就扔下去，看它们是怎么你争我抢，奋不顾身的。现在再去动物园，打辆车，20分钟就到了，感觉近在咫尺。这才几年，变化就这么大。
还有一个长大的标志，就是脑容量减少，以前我对亚平宁半岛的那些无论几级的球员如数家珍，而今除了只对几个绯闻不断的主儿略有耳闻，对其他人陌生得就像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一样。
就在我生活得一塌糊涂，对未来不知所措的时候，不但没有找到工作，却给自己找来一个巨大的麻烦——居然喜欢上一个女孩。
那天我像只无头苍蝇，在街上东逛西逛，不知不觉就到了西单，突然被一阵叫喊声吸引，侧目一看，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正认真地冲我喊着：欢迎光临，里边请，随便转转，随便看看。是从佑丹奴专卖店传出来的。
我可以选择进与不进，但还是进去了，就是一念之差，反正也是逛，看什么不是看。
印象中这天是礼拜一，在这么一个不年不节的日子里，北京大街上的人并不多，除了几个拎着全聚德袋装烤鸭和北京果脯的外地人，与晨练买菜归来的大爷大妈，我这么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他们都风华正茂，哪有我这般闲情逸致。
常言说，星期一买卖稀。店里除了包括那个女孩在内的四个导购和一个收钱的，就是我了。我的到来给店里注入了活力，那三个导购分别站在三个角落热情地向我推荐服装鞋帽，我却视而不见，溜达一圈，最后停在女孩身边。小姐，这款T恤有我能穿的吗？我指着一件样衣问道。
有，先生穿XL应该没问题。在女孩目测我身高的同时，我目测了她的胸围，粗估75B，还看见她胸前的吊牌上写：雷蕾，应该是名字。这里需要做个解释，我并没有故意往女孩胸上看的习惯，只是一不留神。
女孩找出一件T恤，说您试试这件。
我假装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坐在里面的板凳上思考了换件衣服的时间，然后出来说，挺合适的，多少钱？我计划以钱不够为由，明天再来买，一来二去，就熟了，好往下发展。
女孩说：六十一件，一百两件，这款是情侣衫，先生不给女朋友买一件吗？
我灵机一动说：好啊，可我不知道她穿多大的。
女孩问：您女朋友多高呀？
我说：就你这么高。
女孩一愣，说那就穿M号吧。
我说：你帮我试试看。
女孩说：佑丹奴衣服尺码统一，我一米六五，始终穿M号，您女朋友穿这个尺码不会有问题。都不用我问，她就把身高告诉了我。
我说：还是试试吧，我放心。
旁边的女导购甲不怀好意地微笑说：既然顾客要求了，那你就试试。
女孩说：好吧。然后去了试衣间。
衣服穿在女孩身上很合适，于是我就买了下来，女孩对我说欢迎您下次再来，我说我还不走呢，女孩问我还有什么事，我说把这件衣服送她，女孩说不是给女朋友买的吗，我说是，所以送给你，女孩脸一红，说我开玩笑，我说没有，我希望她明白我的意思，女孩说你没事儿吧，我说没事儿，就是心里的花怒放了，女孩说她不要，我问为什么，女孩生气了，她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要，还让我把衣服拿走，爱给谁穿就给谁穿，我说拿回家我妈也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