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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枕头用乳房去挤压磨擦。她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不残缺的女孩而泪流满面。她把脸埋在枕头中哭了许久，以至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母亲发觉了，走过来敲门：“黛黛，怎么了，不舒服吗？”她哽咽着说：“没有。”混乱中，她急忙穿上内衣。母亲还是不放心地推门进来了，摁亮写字台上的台灯，看见了泪流满面的女儿：“你的脸通红，是不是发烧了？”说着，伸手触摸她的额头，那一触摸也是李黛玉终生难忘的，汗湿的额头觉出母亲的手温暖而疲惫，母亲问：“黛黛，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她一下扑在母亲身上，头抵着母亲的胸放声痛哭起来，一时哭得母亲束手无策。哭了一阵，她擦干眼泪，说：“没有不舒服，梦见难过的事了。”母亲困惑地端详着她，说道：“那就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母亲关上台灯走了，那一夜，她望着窗外的月亮久久不能入睡。她擦干净脸上的泪痕，整理好自己的头发，拉整内衣内裤，平平整整地躺在床上，用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胸脯，再从乳房往下抚摸自己的腹部，最后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女孩的标志，又轻轻抚摸了一下臀部和双腿，然后两手自然地放在体侧，静静地也是朦朦胧胧地想着有关自己的一切，睡着了。
她慢慢比较能够正视生活了，虽然还比较脆弱，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在人群中垂着眼。
当别人需要她的帮助时，她会比较坦然。一旦她需要帮助时，她还是十分怯弱和腼腆。上了高中，她懂得人生更全面的进步和要求，仍旧勤奋地学习，为了申请入团，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每当团员对她进行思想上的帮助时，她总是恭恭顺顺地聆听着每一句话。团干部朱立红几年来一直是她与团组织的联系人，她每个礼拜都要将一份思想汇报交到朱立红手中。朱立红矮矮地立在那里翻看她的汇报时，审查的目光总让她忐忑不安。朱立红一扬起她那大大的金鱼眼看她，她的身上掠过一阵轻微的颤栗。在家中，她可以用学习顶住母亲的唠叨，在学校，没有任何一把伞可以遮挡来自革命的审查。她的思想汇报一次次被认为不深刻、不触及灵魂，她便在痛改前非的情绪中深刻检查了自己从小因为身体瘦弱而生的自卑，认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朱立红对这一次检查一页页看得津津有味，说：“这次思想汇报还比较深刻，但还不够，还要深挖根源，要彻底暴露自己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李黛玉便沿着这个指导，在一年的时间里写了近六十份思想汇报，底稿就装满了一抽屉。
一个女孩在自卑中挣扎出最初的自信后，就有心力来关注男孩的世界了。在高二、高三这两年中，她渐渐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就是卢小龙。她不会喜欢凶恶的人，她喜欢善良的人。她又不会喜欢懦弱的人，她喜欢坚强的人。她喜欢优秀的人，又不喜欢风头太大的人。她要喜欢一个她觉得可信赖的人，卢小龙就是她心目中的这种人。他学习好，有才能，敦厚实在。既不夸夸其谈，张牙舞爪，又性格倔强，沉默寡言。
李黛玉知道自己的感情倾向，知道自己一见卢小龙就怦然心跳，知道上实验课时和他分在一个组做实验，情绪就异常兴奋。为了接近卢小龙，她多次从家中带来他需要的哲学书。
现在，这些故事都戛然而止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人都卷到了一个团团旋转的旋涡之中，她无法适应如此剧烈的变化。运动的第一天，看到贾昆的死亡，她至今闭上眼还毛骨悚然，贾昆那硬梆梆的身躯和骇人的僵硬面孔经常在眼前浮现。
北清中学的大字报已经换了好几代。她不曾想到卢小龙会这样跳出来造反，这使他们的距离一下子变远了。卢小龙不仅是北清中学的风云人物，还成了北清大学的风云人物，很快又成为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今年高三毕业，原本她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做好了升学的准备，现在都不可能了。回到家中，北清大学更是一个汹涌澎湃的大革命场所，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震耳欲聋的广播喇叭，不时出现令她心惊肉跳的呼喊声。校园中，随时会有一大群气势汹汹的人呼喊着口号、扭押着被揪出的坏人潮水般涌过。到处是批判，到处是打倒。互相批判，互相打倒。只有一个口号是一致的：跟随毛主席干革命！
李黛玉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她像被老鹰追赶的一只小兔，在高空团团掠过的阴影下胆战心惊，不知往哪里躲藏。她又觉得自己像洪水漩涡中飘浮的一片树叶，随时可能被吸入深渊。她希望自己能够挂住什么，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哪怕是还未连根拔除的一段枯树，至少能够停住身，喘口气。北清大学已经揪出了一批又一批人，她的家庭随时可能被冲垮，这样下去，她将很快就没有存身之地。
在孤苦无助的革命浪潮中，马胜利雄赳赳地出现了。他不知哪儿来的权力，使她不可抗拒地接受了，好像漩涡中的一片树叶挂住了露出水面的一块石头，懵懵懂懂中，她有一个极为屈辱也极为可耻的念头：和马胜利保持某种亲近的关系，或许可以多少保护自己的父亲与全家。
北清大学批斗卢小龙的万人大会她也参加了。她没有敢挤到近处，只是远远地倚着一棵白桦树站在大操场的最外边。听得见大喇叭中震耳欲聋的批判，却看不清台上那些人的面孔，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站在台前的就是卢小龙。那个轮廓，那个线条，那个昂起额头的角度，都是他。现在，她和卢小龙之间更遥远了。她扶着桦树，头靠在这只手上，回想起第一次从家中为卢小龙拿来他所要看的三本书，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著作。卢小龙真诚的感谢让她满怀幸福。卢小龙用手轻轻抚摸着光亮的精装书皮，问道：“你爸爸同意了？”李黛玉点点头。卢小龙说：“你一定替我谢谢他。”以后，李黛玉曾多次把家中的哲学书借给他。
她现在还记得那次卢小龙去她家，父亲与他谈哲学的情景。当父亲侃侃而谈表现出他对哲学史的渊博知识时，她有着为父亲的骄傲。当卢小龙也认真谈到他对哲学的理解并得到父亲的赞许时，她又有另一种骄傲。在那种骄傲中，似乎卢小龙是她的什么人。这种难以描述的微妙感觉，着实让她幸福兴奋了许多天。那一天，她给父亲和卢小龙沏茶倒水，里外照顾，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女孩完整的快乐。
现在，卢小龙正在被批斗，以后或许会更糟。朦胧中，她也飘过一丝稀薄的想象：卢小龙在悲惨的境遇中得到了她的帮助，后来他们便很幸福。但这念头只是一闪就过去了，恐惧破坏了她的全部想像力，她的家庭，她自己的命运都使她惊惧不安，在这个炎热的批判大会上，她时时感到呼吸困难。
这时，马胜利远远地发现了她，他走过来问：“你怎么站这么远？”李黛玉垂下眼没说话。马胜利说：“对有些事物，就应该谨慎，应该保持距离；而对有些事物，就应该缩小距离，应该勇敢，要明辨是非，提高觉悟。”李黛玉撩了一下此刻显得十分零乱的头发机械地点了点头。她一瞬间又掠过那个隐隐的念头：和马胜利接近，可能有助于保护父亲和全家。这个隐隐的念头又使她感到耻辱。
到了这时，李黛玉才朦朦胧胧地觉出，早已有一种新的自卑取代了她小时候对身体瘦弱的自卑，这种自卑有力地笼罩了她。在革命浪潮激荡的大操场，在马胜利黑黑的面孔后面，恍恍惚惚地浮现出朱立红这样的团干部对她严肃训导的面孔。朱立红大大的金鱼眼几年来一直让她胆战心惊，现在，马胜利那眼白很大眼黑很小的锐利目光锥刺着她，更是让她胆战心惊。
第二十二章
听说父亲病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没有回过家的马胜利抽空回家。
破旧的自行车在他壮大的身躯下像匹瘦马一样跑得飞快，转眼过了白石桥，又过了动物园，前面就是西直门，再过去几站的新街口就是他的家了。破车在他身躯下吱嗄吱嘎地响着，似乎承受不住他的体重。每次一骑上它，他就觉得人太大车太小，车像夹在裤裆里的一个玩具。骑着骑着，他就由瘦弱的车想到瘦弱的李黛玉。李黛玉弱不禁风的样子肯定更禁不住他骑，可是，他就喜欢以强凌弱的感觉，就像这辆细瘦嶙峋的自行车，因为车矮人高，每次都要趁着劲跨上去，坐好之后，又趁着劲用一只脚蹬开，另一只脚才离地踏上脚蹬子。如果不趁劲，像一般人那样一脚踏着脚蹬子滑行，再抬另一只脚翻身上车，这辆小破车很可能禁不住他的体重。
他趁着劲左拐右拐，骑到了繁闹的新街口大街。再一拐，就进入了一条笔直的大胡同。
胡同口开着两个羊肉泡馍的小饭店，进去没多远，右手一拐，进了一个弯弯的小胡同，这就是栗子胡同。两边高墙相夹，走上一截，到了院门，栗子胡同一号。这里离新街口大街直线距离没几十米，却已经与商业区的繁闹隔断了。
大院门是里外两道，两道大院门之间，夹着一棵多年的老槐树。槐树下有一间小破房，解放前是个门卫室，当兵的在里边守着大院。这个大院听说曾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北京的房产之一。现在，破落的门卫室也住着一户人，大伙叫做四大爷的一个老头及他家三代五口人。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那是一个尖头顶窄下巴的热闹老头。他对马胜利打着招呼，马胜利也顺口回了个招呼。四大爷住在门房，便义务扮演了门卫的角色。谁从大门出进，他都会从小方窗探出头来张望招呼。每天晚上到了钟点，他就把院门插上。红漆大木门终日紧闭，上面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小馒头大小的一排排门钉锈迹斑斑，像一排排扣子缀在大木门上。大木门上另开着一扇一人多宽的小门，供人们早晚进出。两道门之间的狭窄过道，窄得像一截鸡脖子，大槐树又粗粗地把门房剩下的宽度占去了一多半。槐树早已长得高出院墙，蔓成很大的树冠，阴沉沉地笼罩下来。四大爷家终日要亮一盏小灯，才能够寻找家中的细小活计。
穿过窄窄的过道，迈进二门高高的门槛，就进了外院。所谓外院，是靠门这一面和东西两厢三面有房，北面是高墙。外院稠稠密密住着十几户人，差不多都是一户一间房，各自在门口空地上砌一个小厨房，生火做饭，堆煤放柴火。在外院的包围中，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内院。整洁的青砖高墙，轩昂雅致的红漆院门。对开的内院门平时紧闭，里面住着一户有地位的文化人。听说男的是作家，女的是文化机关的领导。这家人只有外出时才将内院门打开，穿过外院时遇到外院的住户们也都亲切地点点头。多年来，里外院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什么交往。
马胜利家住外院靠门口的第二间房子。一进院子，就感到狭小与阴暗，国民党时期，外院是下人住的地方，有时还养着骡马。现在，上等人还是高高在上地住在内院，下等人还是憋憋屈屈地住在外院。外院住的差不多都是当工人的，送煤球的，拉平板车的，也有一户半户当小学老师的，住在下等人的院落里自然也就是下等人。
马胜利从小对内外院的差别就怀着模模糊糊的敌视，内院不仅独家独院，高大整齐，而且比外院高出几个台阶。内院门口四五道石台阶上去，才是对开的红漆大门。趁着内院的人出入，他偶尔也能瞥到里边的样子，几面的房子都很漂亮，连院砖也比外院整齐得多。
外院的地砖早已残缺不全，与泥土交错铺齐着面积，砖上锈满了青苔，院中横着污水沟，长着乱糟糟的小草。内院独家独院，听说用着好几个水龙头。外院十几家，合用着一个露天水龙头，每天早晨排队接水，中午排队洗菜，星期天排队洗衣服，是外院最常见的景观。
父亲在床上喘着，咳嗽着，马胜利的大姑在一旁照料着。当马胜利走进黑洞洞的屋子时，父亲的咳嗽声大了起来。马胜利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屋里的昏暗，父亲黑瘦的脸上一双凸起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发着光，小屋里迎门顶墙放着一张床，父亲就躺在那张床上，进门左手处贴墙还放着一张床，那是过去马胜利回家时睡的地方，进门右手靠墙，是一张摇摇欲坠的老式桌子，黑漆漆的，带着几个摇摇欲坠的抽屉顶在窗户下。再就是两三把椅子，两三个小板凳，墙角放着一个旧木箱，那是父子俩放衣服的地方。箱子早已破裂，又糊上牛皮纸，刷上油漆，一直用到现在。迎面墙上有一扇极高的小窗，竖着两根铁栏杆，窗外就是大院门外的栗子胡同了。夏天全凭着这扇豆腐块的小窗和房门能有点南北小对流，多少消点暑热。
大姑是个一脸和善的老太太，马胜利小时候死了娘，多亏大姑不时照顾，所以见她如见半个娘。马胜利一到家，先去水龙头提水，将自家小厨房里的小水缸灌满，接着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父亲不停地咳嗽着，马胜利每次从院子的明亮中迈入屋中，总是先看见父亲的眼睛在发亮。昏暗中，他能闻到父子俩住了多年的小屋泛出的又潮又馊的气味。房顶经常漏水，墙壁也常有湿痕潮迹，沤得破旧的桌椅板凳都散出湿气。脚下的砖头因为多年潮湿，早已和泥土渗透在一起，踏在上头，像是泥土踩硬结成的块，如果用前脚掌用力旋转着捻它，会觉得每块砖头都可能酥软成粉沫。
马胜利看着干瘦的父亲，想不出自己何以长得这样壮大。他的皮肤黑像父亲，高颧骨像父亲，脾气大像父亲，可是，父亲瘦瘦的，只有他身体的一半宽。自己从小吃窝头啃咸菜，长成这一身体格，也是一点好命。他去外边买了粮，买了菜，买了药，回到家，屋里已经聚了几个邻居。自从他考上北清大学，外院的邻居们便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一回家，就会和他打招呼说话，就连那个当小学教师的邻居也主动和他亲近。他们的女儿正上中学，考上北清大学是这个家庭的理想。
几个邻居都是向他打听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北清大学的运动现在是全国的话题。马胜利坐在小板凳上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自从进了北清大学，他每次回到这个院子中，都有一种衣锦归乡的好感觉。现在，讲述北清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更像来自革命圣地的革命者。
邻居们大都习惯房中的昏暗，家家如此。此刻，这伙人眼睛灼灼有光地听着马胜利讲述。正对马胜利的是半秃顶的王师傅，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叫王文翔，一双挺有神的大眼睛盯着马胜利不放。他从马胜利的讲述中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听到带劲的地方，王师傅额头更放出光来。挨着他的是一个叫大宝的小伙子，宾馆的采购员，他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还很有眼界地说，他已经去北清大学看过两回大字报了，并绘声绘色地讲起北清大学的所见所闻。马胜利礼貌地稍微等了一会儿，便伸手打断他的话，继续以我为主地讲述起来。大宝有一双倒八字眼，看人的时候很像舞台唱戏的吊起眼卖精神，论年纪二十多岁，看模样老得有三四十岁，下巴薄薄的，满嘴的烟酒气，说话间就把烟又点着了。马胜利指了指大宝身后躺着的父亲，示意抽烟免了。大宝便装起香烟，又显得深思熟虑地论说起文化大革命来。大宝对面的是丁老大，拉板车的工人，和马胜利的父亲有过多年的交情，这会儿皱着眉不紧不慢地听着想着。
虽然是一方小世界，但在这里兴风作浪，马胜利仍觉得任重道远。大姑正在厨房忙饭，父亲在床上竖起耳朵，一句也不敢落下，儿子在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混了个脸面，做父亲的觉得很荣耀，咳嗽声半天没听见了，精神似乎也好了许多。马胜利拿起床上的书包，说道：“我这儿还有几张从北清大学拿回来的传单，到时候大伙看看，都是批判北清大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黑帮罪行的。”缩在一边像个小老头一样的丁老大说道：“你还不如给我们念念。”马胜利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念不过来。这样吧，”他突然有了一个革命的创举，去厨房舀出半碗剩粥：“我给你们开辟一个宣传栏，贴出来大家看，咱们外院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有，”他看着印刷厂的王文翔说：“王师傅就有文化，那边的林老师也有文化，大宝也高中毕业呢，可以给大伙念念。”大宝问：“贴哪儿？”马胜利一指斜对面小内院大门两侧的青砖墙：“就贴那儿。”有人问：“人家让贴吗？”马胜利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敢不让贴，保不住以后还要被贴大字报呢。”
说着，他拿起一卷传单直扑内院外墙，朝南的红漆大门和青砖院墙在阳光照耀下青红分明，十分豁亮。他用手沾着米粥在墙上刷开了，没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