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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拿起一卷传单直扑内院外墙，朝南的红漆大门和青砖院墙在阳光照耀下青红分明，十分豁亮。他用手沾着米粥在墙上刷开了，没一会儿，就把几十张传单长长方方地贴成一大片。白纸在青墙上亮得耀眼，他觉得不够劲，又跑到林老师那里借了毛笔和红墨水，将传单拼成的宣传栏四边用红笔勾画出来。白纸上一勾红边，更为显赫。在一张居中传单的半页空白纸上，他用红笔写上了“文化大革命最新动态”，随后，非常满意地站在新开辟的宣传栏前端详起来。稀饭半碗不够，他又盛了一碗。想着下回再回家，要把北清大学的糨糊桶驮一桶回来。
看着内院的青砖墙远没有被占满，马胜利用力挥了一下手，对围拢在宣传栏下的左邻右舍说道：“下回我多带一些传单大字报来，好好在这儿贴一贴。”接着，他对王文翔说：“王师傅，你给大伙念念。”王文翔伸手摸着头上的稀疏毛发，看看内院的红漆木门，慢吞吞地说道：“别打扰人家作家写书。”马胜利说：“怕什么？作家都是封资修「2」，现在没几个好的。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王文翔摸着头依然很为难，马胜利不耐烦地一挥手：“这怕什么，我给你们带个头！”说着，就高声念起来。他的声音很洪亮，就像在进行批判发言，粗大的手指挥舞着，有雷霆万钧之势。
大门口的四大爷闻声过来了，外院又有好几户男女老少也过来了，没一会儿，就围上了一二十人，形成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小气候。听见背后内院门吱嗄响了，马胜利一边念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里边探出一张清癯的面孔，内院门比较高，人们都仰起脸朝那儿看，马胜利又扭回头，毫不停顿地接着高声朗读传单，过了一会儿，听见后面的院门关上了。
他又念了一阵，对新华印刷厂的王文翔说：“您接着念。”这位中年工人还是有点迟疑，倒是那个倒八字眼的年轻采购员大宝喜笑颜开地说：“我来试试。”
为了扶持新生事物，马胜利又陪着在宣传栏下站了好一会儿，直到大宝把嗓子念哑了，那位新华印刷厂的王师傅也清了清嗓子，念了两页，他才回到家中照料父亲。父亲又开始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着，他扶着父亲吃了药，又为他轻轻地捶背。从小屋往外看，围在宣传栏那里的人群已经散了，只有几个刚下学的小学生还在指指点点地念着。
又过了一会儿，小学生们也跑回家吃饭了。正午的太阳下，只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站在那里，仰头读着传单，他们正是内院里的主人，看着他们的脊背，就能想象他们惊惧不安的面孔。他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们根本就不敢对开辟宣传栏流露丝毫不满。他们脆弱得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他突然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便放下手中正在择的扁豆，起身出了小屋，来到宣传栏前。他背着手在那对文化和地位都很高的夫妇身后站定，从侧后观察到两个人惊恐不安的表情，感到十分满意。他有意挪动了一下脚步，让自己的体重在脚底板下发出含蓄而又微露分量的声响。那两个人立时回过头来，男的高，女的矮，都很瘦，两副几乎相同的白框眼镜后面露出的是稍有些吃惊的眼睛。马胜利背着双手坦然自若地立在那里，慢慢一指墙上的宣传栏说道：“贴在这里可以吧？”那对夫妇连忙点头：“可以可以，很好的，为我们学习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方便。”高瘦的男人说话时喉节一下一下蠕动着，让他想到作家都是流氓成性的坏分子。矮瘦的女人客气地问道：“你是不是在北清大学？”马胜利说：“是，我和武克勤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武克勤早已是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对方连连点着头：“好好，你们干得好。你们马列主义水平高，为全国做了榜样。”
这时，高高在上的红漆木门里走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一张秀丽的面孔，白衬衫下是一条红白格的短裙，她叫着：“爸爸妈妈，吃饭了。”接着又问：“你们看什么呢？”
女的回答道：“看最新动态呢。”女孩跑下台阶，往墙上看了看，又往马胜利这里瞟了一眼，说了一句：“这些都该贴到学校的，干吗贴到住家来呀？”马胜利一下子被噎住了。父亲说：“贴在这里也挺好。”女孩甩了一下短发，回头看了马胜利一眼，微黑的瓜子脸上一双亮亮的大眼睛流露着不满，她一左一右挽住父母，说：“该吃饭了。”就一起踏着台阶进了红漆木门。
门哐啷一声关上了，在耀眼的阳光下，红漆木门像一个沉默的布告。
马胜利一边走回黑暗的小屋，一边就想到了李黛玉和她的父母。刚才那个女孩回头时不满的一瞥让他很不舒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含着毫不掩饰的冷蔑的敌视。他眯着眼，在黑暗中将李黛玉和这个女孩做了一番比较，而后将手中的扁豆狠狠地一折为二，又狠狠地一折为四，哼地一声撂到了盆里。
注：
「1」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重点打倒的对象，成员包括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
「2」封资修“文化大革命”中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
第四卷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边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的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人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是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恭恭敬敬地、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
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２４所重点大专学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地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他说：“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辞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
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
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６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
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６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春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插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毛泽东摆了摆手，说道：“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毛泽东又摆了摆手，说：“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
毛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做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怩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有典故的话：“以色事他人，色衰而爱弛。”他知道这是历史上哪个皇帝身边的哪个女人说的话，却不在记忆中确认它。
江青那白皙而略显松弛的面孔，特别是脖颈上那已显松驰的皮肉，让他生出又怜悯又嫌弃的情感。他知道什么叫年轻的生命，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陈旧了，松驰了，懈怠了，就唤不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很有点可爱。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
听着汇报，毛泽东由姚文元那张胖胖的圆脸想到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