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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
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邓肯的反击是一连串有力的”组合拳”：“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
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
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对邓肯的这次美国之行抱着清醒而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的舆论中不是主流，但对美国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他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
最后，他说：美国起来战斗反对美国习惯——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国战胜它自己——战胜它可鄙的贪婪和假装正经，战胜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细算和如饥似渴的伪善——如果美国战胜了这一切，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将被雕塑成一座青铜像，在将要破晓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类圣殿的大门口。她将挺立在那里，显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态，一腿膝部抬起，两臂紧张伸展，就像在表演《军队进行曲》或塞西亚勇士之舞时那样美——一个富有战斗精神而强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样披在身上并为肯定美国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象征，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第十三章灵魂的分离11923年2月11日，”乔治。华盛顿号”航轮在叶赛宁”美国是混帐透顶的人类渣滓”的咒骂声中抵达了法国瑟堡。
热情的法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们心中的依莎多拉。邓肯。然而，邓肯却一直不见踪影。两天后，《巴黎晚报》落寞地写道：“今年的忏悔节，由于两个原因而使人黯然神伤，一是阴雨连绵，二是邓肯销声匿迹。邓肯的崇拜者们希望她的光临会拨开法国这几天来的满天乌云。但是，忏悔节没有依莎多拉，变得像月亮一样由盈而亏了。”
邓肯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她在巴黎。她病倒了，躺在某饭店的一张床上。
只有几个朋友来看他，并设宴为她和叶赛宁洗尘。席间，叶赛宁见人们都围着邓肯团团转，他也不甘寂寞，拿起一个杯子朝着挂在餐厅墙上的大玻璃砸去，桌椅盘碟跟着遭殃。诗人当场被保安人员扭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为癫痫病患者。
饭店索要一笔不菲的损失费，而邓肯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了。女仆让娜说：“叶赛宁有一个小公文包，除了就寝时，从不离手，里面可能有些钱。”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那不可能，我们都身无分文，要不是洛亨格林的援手，我们此刻还坐在纽约的码头上呢。”
让娜说：“试试吧，暂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邓肯打开包，她大吃一惊，里面真的是钱，全是钱！大多是小面额的钞票，还有几角、几分的硬币，约两千美元。赔了之后还有些余款，邓肯换到了莱茵旅馆。
她求助于好友玛丽。德斯蒂：“你必须帮助我救救他，他在俄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伟大的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玛丽四处活动，终于将叶赛宁从警察局弄到了一家疗养院，不久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邓肯因高烧不退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谁也看不懂的电报，只有依莎多拉。邓肯心领神会。电报的内容是：“依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三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六万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新闻由头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
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依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依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我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结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加不相信。
我跟谢尔盖结婚，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拿到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他是个天才，但艺术家之间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的心中只装着那个大孩子叶赛宁。去柏林前夕，她还是匆匆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惯伎。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里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里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俄国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像一头下山猛虎，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依莎多拉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而后，叶赛宁跪在依莎多拉跟前，用数不尽的美丽温柔的俄国名字唤着她。
2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邓肯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地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用德语说：“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是无法想象的。”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中去。
快乐总是痛苦的先遣部队。这不，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
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三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作家留里克。伊甫涅夫回忆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归来后，喝酒更加厉害。他们那引起巨大轰动的酒后吵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他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记得依莎多拉四处寻找他，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和他谈话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她买了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