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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看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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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问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文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是陈独秀所邀的吧。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他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3
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这种新旧参半的特点，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观陈独秀、苏曼殊的诗文，均喜引用旧典谈论已身，豪放之气诱人。细细品味，也有感伤的成分，所以侠气与哀情，有时是一对兄弟，如果看不到其间的隐忧，那大概是不得窥其全的。
陈独秀早年的诗中，就有才子与侠客的痕
迹。看他1909年写给苏曼殊的诗，就可嗅出内心的孤苦与豪放：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苏曼殊也有几首旧诗，常被后人引用，其中《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就写得悲烈不已：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诗写得溅血、壮怀，很有风骨。不过看他写的小说，又会坠入别一氛围，有些缠缠绵绵，衷情万状。苏曼殊的小说以言情者为主，多写青年男女婚恋的不幸。作品直指悲剧的源头，对旧的礼教殊多嘲讽。他的《焚剑记》、《破簪记》以传奇笔法，勾勒世道人心，比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多了一种讽世意识。曼殊乃多情善感之人，对人间苦难颇为敏感，每每下笔泪水涟涟。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然而有仗剑归去，佳人难得的孤愤，这情调，甚得陈独秀等人的赏识。陈氏在《为苏曼殊作后叙》中写道：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相当长的时间，陈氏一直觉得曼殊的小说颇可一阅，对国人大有价值。待到鲁迅出现，新风吹来，他的看法便有所变化，对鲁夫子的癫狂与笑傲群雄之举，很是惊异吧？坦率地说，苏曼殊只是个抒情诗人，还像个少男，跳不出个人恩怨与情感的圈子。文章固然精秀善雅，也不过侠客与佳人的旧梦新唱，与现代人的情怀还有差别。鲁迅作品的规模与气象，都非前人可比。倘将《呐喊》诸篇与曼殊全集对比，优劣立判，明暗顿出。鲁迅写人写事，不拘于儿女情长，内中多伟岸之气。他写婚恋之不幸，穷人之落魄，故事隐曲之外还多哲人之思。那情感百折千回，直抵上苍，有幽玄之美。所以五四之后，鲁迅谈到苏曼殊，对他写《寄弹筝人》一类的诗，就不以为然，觉得远不及其译介拜伦时那么可爱。
鲁迅在文章上的修养，远在陈独秀、苏曼殊之上，这是大家公认的。陈氏诗文豪情万丈，但止于此岸；苏氏柔情万种，毕竟是才子式的低徊；鲁迅却天马行空，走在生死之界，上究苍穹，下诘阴域，横扫人世，走得比二人都远。直到晚年，回忆起留日时的生活，对大的破坏与大的变革，依怀旧情，年轻时代的气韵还久绕心头。陈独秀等人的放荡不羁是外露于世的，鲁迅则在内心深处，有超迈之气，文章要比别人走得更远，绝无旧才子式的缠绵。你看《狂人日记》、《长明灯》哪有文人的酸腐气？小说里的鬼气与阳气交织一处，凛凛然冲荡于世间，读了不禁毛骨悚然，仿佛被抽打了一般。他的杂文犀利、尖刻、明快，有人讥之为有“刀笔吏”之风，不是夸大之词。但那也是只看到了一面。其实鲁迅的文章，酸甜苦辣之外，亦有自我戕害、抉心自食的地方。这后者残酷而奔放，为千百年间所罕有。毛泽东当年在最困顿之时读到了鲁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绝，以为是难及之人。那时毛氏还是个被压迫的人，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奇气。自己想要说或未曾说出的话，鲁迅大抵都说过了。以毛泽东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对鲁迅说了一大堆好话。对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毛氏只是在一个阶段引为同道，后来就弃之一旁了。鲁迅却是个例外，几乎一直陪伴着他。思想的深处是有某些呼应之处的，乃至对其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现代史上颇为独特。文人大多喜读鲁迅文章，乃是从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气。那志不拘检的阳刚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处。今人欲达此等境地，大约是难而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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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来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