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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5个多月的进口费用，完全有资格从外国银行按商业利率获得贷款。
政治稳定60年代，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蒋介石1960年重新当选为总统，1966年连任，1969年又再次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他不时重申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示决心光复大陆。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并尚存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仍然继续履行他们的宪法职能。政治稳定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经济发展为群众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机会，从而又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未变，但政府的施政重点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把台湾主要当作光复大陆基地的人们，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在1961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望虽日趋渺茫，但大陆人统治集团并未因此动摇其继续掌权的决心。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内的高级职位、安全机构、武装部队以及财政和经济各部。为了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或台湾独立运动方面的威胁，他们有选择地实施戒严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陆人，是政论杂志《自由中国》
半月刊的编辑，曾企图组建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参加的反对党。此人于 ① 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工业发展”，载盖伦森：《经济增长》，第224 页，塞缪尔·P。S。何 （音）的“台湾农村的非农业部分”，载《世界银行就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第32 卷。1960年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是隐瞒编辑部内的一名过去的共产党员，未 向当局报告。台湾领导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民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在60年代末已接近100万。该党在维持台湾的政治稳 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设置和控制公众辩论的限度，手段 是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并监督私营媒介，超出规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缔。该 党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1964至1968年进行的选 举中，该党候选人当选率达78％至92％。该党通过中国青年团（前身是三民 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渔民协会、合作社及妇女团体，在政府和 人民之间沟通联系。在校园内，党的官员密切监视着学生的言行。
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开始缓和。但是，台湾人对大陆人专权行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年，国立 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 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及另两名同谋者因此被判处8年徒刑，之 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台湾独立运动继续煽动台湾独立。其活动主要在日 本和美国进行。但该运动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 响不大。1965年，曾在11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 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 （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 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以外国为基地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在台湾产生大的影响，部 分原因是岛上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本身也引起了台湾人的不 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为大批 台湾人提供了就业和经商的机会，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台湾籍 商人正同官僚机构中的大陆人发展关系，双方对维持政治稳定都有共同的利 益。此外，台湾籍从政者正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政治参与。虽然他们组织反对 党的权利被剥夺，但却更加策略地以独立人士的名义提出候选人，同国民党 候选人竞争。高玉树 （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湾籍工程师， 他在 1964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第二次蝉联台北市市长。在同年的选举 中，独立人士还赢得了基隆和台南两个城市市长的宝座，从而使台湾五大城 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不出 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 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 有。1969年，台湾籍从政者首次获得了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机会。情况已很明 显，由于在大陆当选的代表的死亡，全国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机构的委员人数 在迅速减少。因而，国民大会选出了15名新代表，立法院选出了11名新委 员，监督院选出了2名新委员。这样，在60年代，台湾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 选举上对国民党的挑战以及直接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在大陆人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
在整个60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1938年以来是党 的首脑，自1948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 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 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 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60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 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 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过大。1965年陈诚去世，终年68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1964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社会变革随着60年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劳动力组合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关。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谋求最好的教育。在台湾，早在 1950年，相当数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当对，女生占小学人数的 1/3以上，占中学人数的1/4。但在大专院校中，仅占11％左右。到1960年，女生人数的比例在小学上升到将近50％，中学上升到34％，高等学府上升到23％。在60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更多的教育。
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70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成倍增长。文盲在6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从27。1％下降到14。7％。女生人数在中学生中的比例达44％，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达36％。1968年，免费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这是中学入学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2000至3000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60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学的人，仅有约5％回归台湾。这种“人才外流”利弊都有。它使台湾失去了政府花了大量投资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台湾不可能吸收这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在自己所学专业的岗位上工作。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未充分就业，并且不满现状的过剩的年轻人，可能制造政治问题。去美国留学，使台湾的许多优秀大学生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而不是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那样，把精力转向搞政治骚动。而且，在美国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人日益众多，是个人才库，他们同在台湾的家庭仍保持着联系，当台湾的工业和科研进一步发展后，他们仍可回台工作。
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台湾正变得更加都市化。在60年代，大城市人口增长87％，城镇人口增长73％，而同期全台湾人口仅增长35％。关于台湾都市化对社会的影响，迄今还未彻底加以研究，①但从现有资料即可得出某些结论。台湾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像其他许多地方那样，是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产生压力的结果。因台湾的农业增产已大大抵消了农村人口的增长。这种人口的流动，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逃避贫困。都市化带来了劳动力组合方面的巨大变化。在60年代，农、渔、林业的雇用人员仅增长16％，而商业、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口却分别增长43％、82％和115％。台湾的城乡差别较小，因此这种人口流动对家庭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台湾是个小岛，公共汽车和火车 ① 参见埃米莉·马丁·艾亨、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詹姆斯·C。熊（音）等编：《台湾 经验 （1950—1980）》。运输方便，因此去城市的移民较易同他们在农村的老家保持联系。许多移民在城市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农村。有一份研究材料断定，进入台湾最②大的几座城市的每4个移民中，有3人离去。 由于有收音机（平均每10人拥有1台）和全岛范围发行的日报，城乡居民在了解信息方面已无差距。在60年代，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迅速增加。 ② 小奥尔登·斯皮尔：“台湾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动”，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第281 页。新的挑战 （1971—1978年）到了70年代，台湾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受到自40年代末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它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它还必须搞好从蒋介石统治到一位新政治领导人统治的过渡。台湾接受了这些挑战，并继续发展和繁荣。这证明台湾杰出的领导人在过去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正确的。
外交上的挫折1971年7月，华盛顿令人吃惊地宣布：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打算访问北京。对台湾来说，70年代就这样不祥地开始了。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曾断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有助于解决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并使美国在对苏联的缓和攻势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正确地断定，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舆论已经转变，将会支持他们的行动。
美国国会未按惯例作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尼克松总统也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虽然他的外交代表也在为台湾在联合国保留一席之地而活动。但就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紧张的辩论时，他却派出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表明他并不真正坚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表决，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之所以驱逐台湾，是因为北京坚持如果台湾仍为联合国成员，它将不参加联合国。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大多数与它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它断交，并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带头这样做的国家之一便是日本。日本领导人对于尼克松总统未事先同日本商量就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感到十分震惊。1972年9月，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到1977年，同台北仍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仅剩下23个。台湾丧失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便于将其逐出其他国际组织。仅仅数年之间，台湾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国际官方机构中的席位，而要保留在国际非官方组织中的地位也何等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决心制止台湾政府宣称代表中国，而且拒绝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对北京领导人来说，“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一样，都是不能容许的。
台湾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断绝之后，被迫采取异常的办法以维持国际交往。由于出口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外贸易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日贸易占台出口的12％和进口的42％。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京和台北双方都希望维持密切的实质关系。正如日台外交关系中断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自由民主党内的同事所说：“日台之间存在着强大而深厚的关系。因此，即使外交关系中断，双方的行政关系必须受到尊重和珍惜。只要他们不触犯维护日中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日台之间的行政关系。”①在日台断交3个月之后，双方即同意作出非官方的安排，以取代外交关 ① 1972 年10 月1 日《朝日新闻》。②系。 日本建立了一个由一名前大使领导的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事务所，而台湾也成立了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横滨、大阪、福冈等地设有办事处，由国民党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会长。两个协会的成员多是现任或已退休的外交人员，但以私人身分任职。虽然他们没有亨受给予外国外交官的全部优惠及豁免权，但仍充分享受特殊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完成通常由外交使团执行的任务。日台之间的贸易继续进行，没有发生中断。1972至1979年，台湾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倍。日本在台湾的投资，在停滞一年之后，又恢复向上发展的势头。
1974至1975年，由日台双方国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线被停止一年多，这是对日台实质关系唯一严重的一次干扰。其原因是日本外相大平在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航空联系时，涉及对中华民国国旗的轻蔑处置，从而台北命令双方停飞。外国航空公司迅速填补了由日航及华航经营的这条航线，因此双方的空中运输并未中断。经过交流协会同亚东关系协会长时间的谈判，并且由大平的继任宫泽喜一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安抚性的谈话之后，华航及日航的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公司，终于恢复了这条航线。
为了促进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台湾建立了“中国外贸发展协会”。这是强制各出口商捐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它在国外的办事处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这取决于驻在国的政治态度。在有些地方，当使用“中国”字样可能带来麻烦后，该办事处就取名“远东贸易服务中心”办事处。由于在多数国家都没有领事官员，台湾想出许多办法，为那些希望访问台湾的外国人提供签证。例如在西德，人们可以从“台湾旅行社”获得“推荐函”，以此在台湾入境时换取入境签证。在东京，亚东关系协会提供的签证上盖的印章是：“中国大使馆，汉城，韩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证由华航发放。由于同许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致使台湾在解决那些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时，便感到更加棘手，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时也产生不便和出现迟延。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严重妨碍台湾同其他国家保持实质关系。台湾同其他国家的这种实质关系，使得它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继续繁荣发展。
当然，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继续同它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贸易伙伴——美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在70年代，台湾同美国的贸易，占台湾进口的22—27％，出口的34—42％。1972年2月，在上海发表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同意进行具体协商，以促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是，对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并未作出承诺。
美方称，它对海峡两岸中国人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宣布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直到全部撤出台湾。该公报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暂时将台湾问题搁置一边，以便发展相互间的各种关系的象征。1973年，两国在对方首都成立了联络处，使发展双边关系的工作有了执行机构。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该公报以及互设联络处感到震惊，预感到这是他们今后前途的凶兆。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 ② 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