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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 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 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至1976年间发生的 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 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 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 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 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 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 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 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 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 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 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 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 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 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 （据出版的索引介 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 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 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 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 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 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 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 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 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 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 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 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 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 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 （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 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 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 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 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 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 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 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 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 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 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 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 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 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 —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 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 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 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 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 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 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 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 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 （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 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 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 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 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 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 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 但到了 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 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 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 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 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 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 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 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 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 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 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 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 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 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 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 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 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 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 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 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 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 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 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 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 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 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 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 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 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 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 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 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 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 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 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 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 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 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 （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 料；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 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 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 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 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 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 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 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 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 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 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 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 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 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 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 80 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 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 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 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 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 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 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 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 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 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 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 它对 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 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 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 特克的 《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 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 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 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 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 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 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 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 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 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 （1978—1981）》；迈克尔·S。杜克： 《繁 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中国进 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 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 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 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 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 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 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 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 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 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 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 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 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 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 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 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 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 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 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 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