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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
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恢复军管，叫林彪①下命令。”当然毛确实这样做过，但是不管苏联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恢复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②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
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 ③ 同上，714 页；另见《杂录》，第496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98、 688 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 页。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①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
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是它遵循了毛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的歪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① ① 《北京周报》，1968 年第52 期，第6 — 7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18—19 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1966年的事件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比较恰当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实体主观改造过程。还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至1974年发展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的 ①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 年第10 期，第60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 年第 2 期，第11 页。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至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①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 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
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 1974年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①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 年第7 期，第32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 年第33 期，第11 页。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 页。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 ‘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②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 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③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①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 ②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 期 （1979 年1 月），第57—58、71—72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5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