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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①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 （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②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北越。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 旭成： 《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 《中国的 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 （1950—1965）》；威廉·F。多雷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 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 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 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 页；安：《中国的政 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 页。 ③ 泰维斯： 《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 页；安德鲁·C。沃尔德：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 《四清：1962 至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托马斯·鲁宾 逊： 《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 （第二个万隆会议）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③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人，以此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①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美国的保证就是从这项默契中得出的。虽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在 1965年夏，这一点就比较清楚了，即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②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着中国发出的警告。 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建机场，提高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河内进行军事训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把配备防空师的解放军的5③万筑路部队派往越南等等。 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④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①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 此外，1965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第402 期 （1972 年7 月），第55—66 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 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 期（1969 年4 月29 日），第6 页；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 （1965 年2 月27 日），第17— 23 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 年1 月17 日、1966 年8 月12 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 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 期（1966 年1 — 3 月），第66—67 页。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 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②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确实发生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
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的入侵；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③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④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 （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①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②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国在危机 中》第2 卷， 《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节；迈克尔·亚胡达：
“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 年1 — 3 月），第32—75 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 《中国季刊》第 50 期 （1972 年4 — 6 月），第343—350 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 年3 月29 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 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 页；另阅1966 年8 月12 日发表的《公 报》，见 《北京周报》第34 期 （1966 年8 月9 日），第4 — 8 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5 年第 5 期；《北 京周报》，第8 卷，第20 期 （1965 年5 月14 日），第7—15 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 （1965 年2 月27 日），第17—23 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 《剑桥中国史》第14 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③性的逆转，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①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 （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②界农村”，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然而，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月10④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⑤面的激进主义。 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①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3年末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 期 （1966 年1 — 3 月），第144— 170 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 期 （1966 年4 — 6 月），第222—223 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 卷，第36 期 （1965 年9 月3 日），第9—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 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 年11 月10 日；《解放军报》， 1965 年11 月10 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 页，第3 — 4 章；J。切斯特·郑编： 《中国红军的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民族解放 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 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②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④国的影响大为增加。 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 （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 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 卷，第26 期 （1965 年9 月1 日）， 第l—11 页。 ② 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