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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年 10月20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还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①由于与会者在公共场合的姿态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库兹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月14日借口要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是②委员之一）而离开北京，使会谈“暂时中止”是毫不奇怪的。同时，苏联人对谈判未获进展公开表示失望，指责中国人应对此负责，并恢复了对中国领③导层的直接攻击。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汇报说，双方甚至未能就议事日程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人希望谈判内容仅限于边界问题，而苏联人则想扩大范围，讨论中苏之间的所有分歧问题，并通过在贸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级别等方④面的成功进展，最终订立一项边界条约。库兹涅佐夫还说，双方共会晤了12次（约一星期一次），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报攻击谩骂的目标，东道主还禁止他进行社交活动。⑤⑥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 中国提出的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往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态。
1970年1月2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① ②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 1月14日，谈判再次开始。但是，由于双方在周恩来—柯西金协议 （如果真有的话）的解释、会谈的范围和议事日程等③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据说库兹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乌 ① 《华盛顿邮报》， 1969 年11 月21 日；《洛杉矶时报》，1969 年11 月24 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12 月4 日，第484 页；《北京周报》第49 期 （1969 年12 月5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12 月21 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12 月31 日。 ⑤ 同上。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12 月25 日；1970 年1 月9 日（译文见《中国动态》，1970 年1 月 9 日）；《洛杉矶时报》，1970 年1 月9 日；《金融时报》，1970 年1 月15 日。 ① 《纽约时报》， 1969 年 12 月 30 日； 1970 年 1 月 2、 3 日；《中国动态》， 1970 年1 月2 日；《中 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574 期 （1970 年 1 月 12 日），第43 页；《真理报》，1970 年 1 月 3 日；《北京 周报》第2 期 （1970 年1 月9 日），第31 页。 ② 《纽约时报》，1970 年1 月14 日；《华盛顿邮报》，1970 年1 月2 日。 ③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8 日。苏里江上的许多岛屿 （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还愿意商讨中国提出的帕④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以便清除缔结一项全面的边界条约的障碍。作为交换，中国应该放弃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拒绝让步，坚持要俄国人按北京的理解来执行九月协议。3月中旬，莫斯科公开承认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库兹涅佐夫将被召回苏联（即⑤ ⑥被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取代）。 这时候，又出现了发生边界冲突的传言。 苏联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⑦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⑧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斯捷帕科夫是负责攻击中国和毛泽东的人。
⑨苏联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后来北京宣布不接受他，他的任命被撤销），勃列日涅夫还就此发表了公开讲话。①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②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返回前，他显然为打破僵局做了进一步努力，接③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苏联〕军队撤出“争议地区”的建议。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苏联在接受此建议的同时，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维持边界地区的军事现状的要求，并坚持要双方集中讨论具体的领土纠纷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当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后，库兹涅佐夫便启程回国了。
尽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中国人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库兹涅佐夫还是于5月7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谈判没有取④得丝毫进展。1970年6月20日，库兹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据说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月26日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⑤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④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1 日；《中国动态》，1970 年1 月13 日；1970 年1 月17 日。 ⑤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20 日。 ⑥ 同上，1970 年3 月1 日。 ⑦ 1970 年3 月14 日的《纽约时报》转载了《真理报》的消息（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0 年4 月14 日，第19 页）。 ⑧ 《真理报》，1969 年3 月17 日；《纽约时报》，1969 年3 月20 日、4 月1 日、15 日，5 月3 日； 《人 民日报》，1970 年4 月25 日。 ⑨ 《纽约时报》， 1970 年5 月3 日。 ① 《真理报》，1970 年4 月15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5 月12 日，第1—4 页）。 ② 伦敦 《泰晤士报》，1970 年4 月22 日；《纽约时报》，1970 年5 月7 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0 年4 月16 日。苏联武装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建议，因为他们可以 轻而易举地重返这些争议地区，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控制这些地区。 ④ 《苏联动态》，1970 年7 月1 日，援引6 月20 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消息。 ⑤ 《真理报》，1970 年5 月18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6 月16 日，第1—7 页）；《纽 约时报》，1970 年5 月10 日。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①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
②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六个月后便告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签署了一项新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会谈记录的一份“摘要”上签了字。③第二阶段，1970—1973年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术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苏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表明苏联准备打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①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还收回了对斯特帕科夫的驻华大使任命，代之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瓦西里·S。
②托尔斯季科夫，中国方面则提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驻莫斯科大使的任命。
③11月底，这几个人分别赴任了。最后，两国边界省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在黑④龙江两岸进行贸易的地区性协定。这些行动表明，两国都不愿看到双边关系恶化到除了兵戎相见之外别无选择的地步。在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之后，双 ① 《纽约时报》，1970 年6 月11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6 月18 日，第4 页。 ② 《中国动态》， 1970 年7 月1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7 月9 日，第4、16—17 页； 《纽约时 报》，7 月11 日；《真理报》，1970 年7 月11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8 月11 日， 第15 页）。 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12 月22 日和24 日；《纽约时报》，1970 年12 月21 日和25 日；《中 国动态》， 1970 年12 月24 日；《北京周报》第1 期 （1970 年1 月1 日），第7 页；《真理报》，1970 年12 月20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1 月19 日，第26 页）。 ① 《远东经济评论》， 1970 年7 月23 日；《洛杉矶时报》，1970 年8 月16 日；《中国动态》，1970 年 8 月17 日；《北京周报》第32 期 （1970 年8 月7 日），第8 — 9 页；《真理报》，1970 年8 月16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9 月15 日，第8 页）；《纽约时报》，1970 年8 月16 日。 ② 《纽约时报》，1970 年7 月3 日、8 月16 日。 ③ 《真理报》，1970 年12 月3 日，见《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 卷第48 期 （1970 年12 月29 日），第 32 页；《纽约时报》，1970 年11 月19 日和24 日。 ④ 《纽约时报》，1970 年9 月24 日。方于11月23日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 ⑤1970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签订的条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⑥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12月3日，伊利切夫飞回苏联，中国驻苏大使刘⑦新权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会了库兹涅佐夫。直到最高苏维埃会议（伊利切夫⑧是代表之一）结束后，伊利切夫才于1971年1月14日回到中国。这一次的谈判情况仍未透露，只知道伊利切夫、托尔斯季科夫、周恩来和姬鹏飞 （他是外交部代部长）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未报道详情的会谈。苏方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在 《真理报》上做了报道。4月，伊利切夫和托尔斯季科夫返回莫①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四大，于4月19日回到了北京。好像是为了表明谈判处在停滞不前的境地，苏联代表团被准许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参观旅行。本来中国是把苏联代表团排除在外的，因苏联公开提出抗议，中国才允许他们参加。②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较重要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后对他的指控，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或政治上有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到1971年底和1972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①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曾提出过 ⑤ 同上，1970 年11 月24 日。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10 月10 日，第4 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 年10 月25 日。 ⑦ 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见《中国动态》， 1971 年1 月15 日；《真理报》，1970 年12 月 3 日。 ⑧ 《真理报》，1971 年1 月15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 卷，第2 期 （1971 年2 月9 日）。 ① 《真理报》，1971 年3 月24 日；《中国动态》，1971 年4 月19 日。 ② 《真理报》，1971 年2 月20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3 月23 日，第20 页；《基督教科 学箴言报》， 1971 年5 月29 日；《中国动态》，1971 年5 月24 日；《真理报》，1971 年5 月22 日，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6 月22 日；《纽约时报》，1970 年5 月22 日。 ① 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 年7 月1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 报刊文摘》，1971 年10 月5 日，第1 — 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 年3 月18 日；9 月30 日；《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 年11 月，第17—24 页。②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1972年3月20日，伊③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的。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④中止。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⑤了乔冠华。苏联代表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
⑥ ⑦9月，伊利切夫回国“度假”， 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