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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346 页。有关林的高级军事盟 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59 页。②竟是军队的代表。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③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 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部。与林彪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坚决站在毛一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林彪覆灭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支持时，刘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刘少奇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④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林彪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林彪是比刘少奇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刘少奇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将要①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甚至阴谋暗杀毛主席本人。毛怎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识破他呢？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②行为的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但这并没有为毛挑选这个危险的人物作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误提供辩解，相反使得这种失误更加突出了。难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中，辨别出叛徒和假马克思 ② 在毛泽东1971 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 月28 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 年他与张国焘 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 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毛泽 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 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 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入汪东兴。 ④ 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 报告集》第153 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 页对这 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 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 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 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谭：同上，第42 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 — 6 页。 ②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 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 ）。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 信如此方便，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 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 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致于毛决定不将它公 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 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 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 41 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主义者吗？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③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 表达了这种观点。“四人帮”的兴衰接班人问题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①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①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 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 约书评》第35 卷第2 期 （1988 年2 月18 日），第21—22 页。 ①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 年1 月10 日陈毅的追悼会， 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 写的11 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 年12 月26 日至1989 年1 月6 的《光明日报》。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②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由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①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
但是，毛不准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年5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②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飞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①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 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②地方官员们大惑不解。 1973年5月，根据毛的指示，他又引人瞩目地进入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 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 年”，载《新华文摘》1988 年第4 期，第133—155 页。1972 年8 月3 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 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 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 事件的个人看法。 ① 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 年6 月18 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毛的庇护下逐渐 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 年 2 月第6—13 页。 ② 有关在5 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 页。《不尽的思念》， 第583 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周的治疗。《周总理 生平大事记》第494 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 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 页。也可参见高和严： 《“文化大 革命”十年史》，第442—448 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和安德鲁·G。沃尔特：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② 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 长姬鹏飞等 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③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④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
37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
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⑤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这样，后来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
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 使人惊奇的场合 （1973 年4 月12 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 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 页。 ③ 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 页。 ④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 页。 ⑤ 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挑选41 岁的 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 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 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 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414—416 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 页载， 1969 年是1330 万 吨，1970 年是1770 万吨，1971 年是2130 万吨，1972 年是2330 万吨，1973 年是2520 万吨，在这几年（包 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 《7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
（1985）第55—60 页；对于1967—1968 年后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 章。②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这种平均主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