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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⑤岗位），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
然而“四人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⑥“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②止前进，返回原地。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 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 的继承》，第111—113 页。 ④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 页。 ①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 年前，王就 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仲侃：《康生评传》，第 316 页。 ② 《康生评传》，第334—335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 页。 ③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 页。亲眼目睹9 月18 日葬礼的叙述， 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 页。9 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据该材 料，毛在6 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 第112 页。 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一些文件， 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 页。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 ⑥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 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 215 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③同志将支持他——之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①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③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 页。 ①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说，文章是 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返 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②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 21 页的描 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 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席，他俩于上午8 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 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 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 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 （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 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空 位 期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
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①为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①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 ① 高皋和严家其：《“文革命”十年史》，第703—708 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57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 页。多姆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8 页的叙述 中认为曾有过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 页。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②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是极为需要的。③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议记录中。②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 ② 首次披露于1977 年2 月7 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中共党史大事 年表》，第406—407 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 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 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S。施拉姆1984 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 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 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 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 期（1984 年9 月），第417 页。注1。这时， 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说那番不可思议的祝福词的时候。 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毛泽东的样子。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并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 页。 ② 郝梦笔、段浩然：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671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7—408 页。陈 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 页。情，但在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①万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党的领导人。②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 ①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 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 府和政治》，第140—14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 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1 页。 ②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 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976 年10 月26 日， 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谢迈克尔·舍恩 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策的精髓。 ③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