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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①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③ 参见1960 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 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 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 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 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 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 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 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 杨超：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 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 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 《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 册 （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 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 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 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 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 年3 月16 日第4 版。这篇文章是根据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 1983—1984 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 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 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 页。 ① 《辩证法问题》，第199—217 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 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 页。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 （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认为，在③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观点。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 而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 页。 ② 同上，第240 页。 ③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 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 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 期 （1972 年1 — 3 月）第80—81 页。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② ③事问”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则藐之”。④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同的口气从 《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 ‘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①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前些年右派分子们②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③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1 页。英文原注为：《毛著选读》，第34 页。
（《文选》第7 卷，第2 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 卷，第19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1331 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 卷，第378 页，（《文选》第5 卷，第14 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 卷，第195 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 页。（《孟子》第6 卷，第2 册，第34 页；D。C。罗：《孟子》 第201 页。） ⑤ 同上，第208 页。 ⑥ 同上，第215 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 页。 （“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 年），第210—211 页；《杂录》，第110—111 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 页。的不满之外，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 （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①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 ‘双十条’（亦称前十条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 （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
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
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①面盛行中国两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 ① 8 月21 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 页。 ② 《万岁》（1969 年），第493 页；《杂录》，第347 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 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②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嘘说，秦始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倍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③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④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策，而不①是放弃治世”。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 （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毛③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传统的强烈影响。
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左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 页。 ③ 《万岁》（1969 年），第195 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 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 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73 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 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 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
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①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