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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生活效率普遍提高……对于一个深谙旧中国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③对新政府日益增强的敬意，不但来自于其高效率，而且新干部的作风让人佩服，他们被认为是努力工作、很少腐败、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平易近人。
这个时期的惊人的记录，是发现干部们在办公桌前勤勤恳恳，而不是打瞌睡；他们往往工作到深夜；他们也参加政府规定的各项新的闹哄哄的活动——政治学习、集体唱歌等等。在早些年，老干部仍过着早年供给制生活，不领取月工资，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看上去似乎光服务而得不到物质利益。一位英国观察家曾有感于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一位来自天津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后来他了解到，这位官员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能买上车票，最后只得买站票返回天津。这位观察家 （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拒绝利用职务之便，甚至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办法——将几个乘客从火车里扔出去就可以搞到座位——这是世界上向平民大众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和公仆的最好的宣传。”①甚至高层领导人也努力把他们自己扮演得生活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尽管他们的许多活动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他们通过巡视农村和工厂、做规定的体力劳动和定期会见“群众代表”便能加深给人的印象。在50年代末期，许多在首都工作的年轻干部都对国家高级官员同年资较低的同事一起跳舞、游泳和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参加其他休暇活动留下难泯的记忆。拉尔夫·拉普伍德总结了这些干部得到的肯定印象：“不计报酬地工作便是人民政府能成功地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参加有效行动的秘密武器……”②这种观点是同1949年以前的官员作了比较，包含了一些夸张成分，其实新干部对野心和私利不是毫不沾边的。我们掌握的这些年新官僚机构中的情况，也给我们画出另外一幅不尽相同的图画。一位随同南下工作队到武汉的干部描述他的同伴在办公室的空间和家具间玩起“游击战”，另有人刻划官③僚机关内部勾心斗角，发牢骚，对国家政府现状表示不满。此外，供给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干部生活在平等待遇的基础上。供给制是分等级的，单是进餐就有三种规格，坐车也有级别等等。因此，人们对地位的竞争，决不会漫不经心。不过，由于早些年的一系列干部整风运动，起码大多数城市居民相信，干部中腐败和纪律问题一露头，新政府就会毫不留情地严肃处理的。④就总体而言，对新的领导人员的印象是值得肯定的。
在早些年，民族感情的凝聚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43年，外国人在 ② 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9 页。 ③ 同上，第124 页。 ① 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8 页。 ② 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1 页。 ③ 刘少通： 《走出红色中国》，第109 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④ 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 《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说服的方法（1950—1953）》。中国享受的治外法权终结，但是直到1949年，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外国人拥有的权力和影响还很大。几年之后，西方人的影响便大大削弱，一部分被苏联人的影响所取代。开始，至少在大城市，外国人曾获益于全面的宽大政策，当局出于城市形势的复杂性和采取外交承认的考虑，举止谨慎。但从一开始变化已显露端倪——过去用英语书写的城市的标志和官方的通知变成了中文；在制成品上印刷的商标也同样发生了；法庭审讯和其他官方文书也都用中文书写。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他们不违反新政府的法律和各项政策，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允诺的真实性有多大，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当时的气氛。许多外国人被迫离开，或是被捕最后被驱逐，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偏执狂使得留在那里的人无法再过舒适的生活。一些想离开的外国人，遇到了官僚主义设置的障碍，让他们耐心等待。这也是中国的新统治者有意向他们显示，中国人才是他们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1950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好莱坞的电影受到了批判，后来遭到禁演，苏联和中国的电影取而代之；西方人的服装和西服受到批判，旗袍和其他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中国服饰也遭到了批判；开始流行中国式的服饰：各种各样的制服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以后又流行所谓的毛式短上衣。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国兵剩余下的夹克和其他过时的东西包包扎扎收藏起来或变卖出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一批批蜂拥而来的苏联游客劫走了），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有些人因为穿了“资产阶级的”服装而受到批评，但许多人则认为这是新社会的风尚，他们自觉自愿地跟上了前进的步伐。在政治学习会上开展自我批评，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被迫承认他们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的感觉，并发誓要改正这种错误的观点。
反击外国影响的措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许多西方人拥有的商业被迫关门或被接管，一些受外国人资助的医院、学校和其他组织都被收归国有，在所有的组织中，中国人都要起主导作用。1950年起，政府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发起“三自”运动，旨在使基督教会割断同外国的联系和接受政府的领导，如果他们还想在中国生存的话。在有的情况下，使用了极端的战术，煽动对外国人的敌对情绪。在许多不同的城市里，天主教修女们曾办起了育婴堂，收留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和孤儿。1950年以后，这些育婴堂被指控玩忽职守甚至暗杀和肢解中国人的婴儿。报纸印发了耸人听闻的照片，画面上是发掘出来的据说是被害者的骨头，那些修女被拖进体育场，站在充满愤怒的暴民们的面前，接受批斗。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西方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急剧减弱。一位印度观察家评论说，英国在1952年时对中国的影响已退回到110年前的鸦片战争之②前，在香港拥有基地和一些领事，但是没有常驻北京的大使。对这些年来针对西方的攻击，有种种不同的反应。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同外国人保持长期接触的人感到非常恐惧，有的人被监禁或被处死。但就一般的市民特别是那些没有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多少好处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市民而言， ① 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 年的广州事件，请阅坦南：《无密可保》，第26 页。在上海，发生了天 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 1960 年。 ② 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 页。他们对这种变化感到自豪。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勇敢地面对外国人并且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权。朝鲜战争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这个时期，市民们满腔爱国热忱，对自己的祖国在现代化的联合国军队面前的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团结，经济建设上的初步成就，并对外国势力和特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激发起民族自豪感，政府则尽最大努力来扩大和增强这种自豪感。
诚然，这些年也是仿效苏联模式、“一边倒”的几年，但是苏联的出现，似乎无损于新的民族自豪情绪。有的中国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怀疑苏联1945年后从满洲撤走工业设施等行为。他们觉着彻头彻尾地照搬苏联模式——在学校里用苏联的五分等级制代替沿用了多年的百分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政府强调，苏联的建议和专家是应邀来中国的，而不是强加给我们的，学习苏联“老大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公众对于成千上万像潮水般涌进北京友谊宾馆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苏联专家看法不一。年龄的差异是产生这种认识区别的重要原因。那些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人回忆说，他们被那个时期翻译过来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里的男女英雄们所鼓舞，一些人还给自己起了俄罗斯名字，并和苏联的笔友建立通信联系。当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少中国成年人也同苏联专家建立了个人关系，因为他们对苏联政府早期执行的一些措施，比如不允许到中国观光的苏联专家顾问乘坐人力车等，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但是许多年龄较大的中国人，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看着那些出出进进的苏联客人。尽管采取了一些公共关系措施，但是，中国人还是很快就发现，许多苏联客人看上去有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情调——他们的服饰、①行为、携着妻子，特别是他们对旅游、购物和闲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人们发现有些苏联专家非常傲慢和总爱提要求，他们认为，中国人全盘接受他们的建议和以苏联人的方式去做事是很自然的。总之，许多被苏联老大哥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
尽管苏联人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一位中国人曾把一些苏联人称为“无产阶级的王子”，苏联仍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新政府并没有因为与苏联结成的关系而影响它巧妙利用人们的爱国感情这方面。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此君1952年后被监禁了几年，直到1957年才被允许离开中国），看了1956年10月1日的游行后写了下面一段回忆：“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①然而，对于新政府的支持，恐怕没有什么影响比经济安全和经济条件改善更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由于通货膨胀，一杯咖啡在上海的价格超过300万元（这是被认为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新“金元”），四川一个看门人的月工资，只够往欧洲发三②封航空信。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只是变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也许新 ① 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① 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 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第234 页。 ② 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 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我在中国的 日子》，第38 页。政权采取的一个更为重要步骤是加大了流动的机会。死了和走了的人，需要有人替代，处于蓓蕾状态的官僚机构需要增添职员，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需要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个人进修活动——短期的训练课程、“革命大学”、干部学校等等。全日制学校也迅速扩大，由于学校实现了国有化，学费大幅度削减，所以在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小学注册人数几乎满员。这样，许多有志的年轻人认为是政权的改变才使得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农民也加入了社会流动的大军。当局在50年代不断做出努力，试图把那些来自农业地区的盲流，引回到他们乡下老家，但是在接近5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在此期间，许多农民挖空心思在城里找到了落脚点，并加入了城市工人的行列。①不仅就业机会增加，在国营企业 （甚至在一些大的私人企业）里工作的人在工资、工作条件和小额优惠等方面也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制度化。起初，政府在提高工资问题上犹豫不决，开始是鼓励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后来又迫使工人以满足于他们的低工资来确保商业的稳定。但是，市民们对在食品供应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进和努力降低价格，印象极佳。有了这些固定的工资收入，他们就可以购买高质量的粮食（稻米、小麦，而不是玉米和大麦），其他食物如鱼类也比40年代末买得更经常了。随着1956年整个工资待遇的②提高，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自信心也增强了。另外，小额优惠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其中包括医疗保险、伤病工资、产假工资和退休金等等，这些措施给大多数在职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须知他们以前对这些社会保险措施闻所未闻啊（虽然这些优惠并没有照顾到所有的劳动力方面）。总之，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活条件将会改善和流动机会将会增加都普遍持乐观态度。
自相矛盾的情况发生了，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小额优惠政策的逐渐扩大，居然发展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政策明确要避免出现的趋势：与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相比较，市民的特权地位不断增长。在城市里，由国家负责提供“一揽子福利”待遇，社会主义从而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农村，提供任何福利的负担，最终都不是落在国家而是落在集体和农民自己的身上。
结果经济改善的情况比城市少得多。总体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城乡差别在收入、获得消费品、文化娱乐和有保障的工作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逐渐扩大，使得城市居民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优越；也使农民越来越羡慕城市生活。也就只有在住房方面，农村居民有一定的优势，到70年代末期，典型①的农民居住面积扩展到平均约为每个市民的3倍。但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 ① 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 年，有2000 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造： “中国城市 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 卷第1 期 （1970 年）第92—122 页。最近 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 这几年有1850 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 1981 年第4 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 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 卷第279 页。 ②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 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参见布鲁 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夫·豪编：《上海：一个 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① 据1982 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 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 年，第20 期，第8 页。）几年前的1978 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 平方米。 参见周京：“九亿中国 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 年，第48 期，第18 页。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钱来付房租——通常是他们收入的5％或者更少——而农民在投资住房建设时，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当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们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不过，由于几个因素的作用，人们头脑中并没有因这而改变了机会确有改善的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数量上还是占少数，况且他们那部分利益早已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虽摔倒，但不很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本家根据官方对他们资本的估计获取利息 （在多数情况下，资本家还有满意的工资），原来薪金丰厚的人仍拿“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比新的标准工资要高。收房租、拿版税和其他非工资收入的取消是一个渐进的而非突然的过程。
在50年代，或许最重要的事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从新的机会中获得益处。尽管官方偏爱工人和农民，但是新政府同样急需高技术人才，因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学生，被鼓励钻研学业，在新社会里能担任好的工作。只要他们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 （只要他们的父母没有介入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就可以从事高尚的职业，并有光明的前途。在50年代，社会上人际关系注重阶级背景的风气还没有渗透进学校里，学校里注意阶级出身还是后来的事。那时，学生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相同的年级，或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而不是后来那种以阶级背景和政治因素来取舍朋友，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人感到为了一个有希望的机会需要进行非常紧张的竞争。在50年代一段时期，事实上①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当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还要多。到了60年代，在理论上被称为“坏阶级”（资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来说，仍然比工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