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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车开到安全地带。②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讳地批评毛。 （彭德怀起码是直率地试图使这个司机清醒过来，结果导致了彭在1959年被清洗。）那时，给公众的解释却是很不一样的。以官方的观点而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恶劣的气候，苏联在1960年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和援助计划，基层干部的盲目冲动，结果导致了这场突然发生的灾难。
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是困难的。但那时，如果不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起码是许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观点。俄国专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成苏联背信弃义，许多地方气候确实恶劣，基层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挥的 ② 梁恒和夏皮罗： 《文革之子》，第17 页。 ③ 威尔斯： 《叛徒》，第94 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 页。 ①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 （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林斯的：
“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 页。 ②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 页。例子也确实不难发现。与此同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有人对毛提出了批评。当然，他们知道林彪在1959年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至少在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对彭批评大跃进政策的详细情况，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关彭对毛的不忠和同情苏联的谣言，又把这个问题搅混。即使在60年代初，当邓拓、吴晗和其他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版他们对毛进行婉转批评的作品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毛就是被批评的对象（假如他们读过的话）。
或许最重要的是，市民们总的说来相信官方的解释，不管解释如何难以令人置信。他们竭尽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和大型水库竟是官方巨大失误的组成部分，这种想法太让人痛苦了，同样，如果要说毛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向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处，大多数市民依旧感谢发生在50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①还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关系破裂 （大跃进危机使关系破裂公开化）所引起的焦虑不似1949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妥和担忧。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依赖苏联的时间比起早些时候与西方接触的时间要短。事实上，这次对苏联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关系破裂了，许多引进来的思想和机构仍然存在。数以千计的被送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的确发现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有些已经不太需要了（俄语很快在中国失宠），但他们并不需要像以前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斥责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中国公众对苏联人一直就有某些看法：苏联专家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化，赫鲁晓夫像个乡下佬似的粗鲁同毛的老谋深算形成对比，苏联的援助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慷慨和不附带任何条件。中苏关系破裂时，利用中国公众对苏联人的恶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当形势发生了反对苏联这一转变的时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公众反对或是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终于摆脱了从属于外国势力的最后一点残余。
1962年以后，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城市条件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时期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年中国取得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员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现仍继续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义务，而且也承认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渐渐明亮起来。
这几年，政府对修补被破坏了的士气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这种努力采取了政治学习和宣传的形式，最终归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这场运动 ①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遍感觉：太 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危机中的中国》，第35、 116 页。在有些地方引发了自土地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只是为了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历史和工厂历史，听饱尝苦难的老工人和老农民忆苦，推①广在人民解放军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一种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会更深，每人分摊的痛苦会更不平等，许多城市居民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第二个主题是（1962年之后这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潜伏的阶级敌人企图伺机颠覆社会主义，他们必须被镇压下去。开始，人们对谁是城市范围里的敌人这个问题感到相当的模糊，但是，他们逐渐被所有的“忆苦”活动说服了——过去，老地主和国民党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复和改进的气氛下，隐藏着一些不祥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问题。在充满乐观主义的50年代，婴儿出生率大幅度增长，学校迅速增加，另外，许多农民家庭举家从农村流入城市 （之后不是所有农村来的人都被赶出了城市）。到60年代初，大批大批的应届学生从城市中学毕业，但是，在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紧缩措施，使得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受到了限制。正如我们提到的，在50年代，曾有一段时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比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多；到1965年，仅有4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①这种人口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
有鉴于当时的学校制度，这意味着进入质量高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竞争就非常激烈，因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比其他学校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考上大学。由于进大学机会的相对减少，中小学里竞争的气氛愈演愈烈，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断变化，围绕竞争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又增加了。
对学校等级、考试分数、政治表现和阶级成分的强调不断变化，今年与明年就不一样，学生按条件最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条件变了，那些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生发现，由于格外强调政治标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阶级出身和其他政治因素现在成为友谊和学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教育政策事实上把学校分成三类：重点学校、国家开办的一般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招收城市的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的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学校中的气氛是不同的，普遍缺乏竞争性。这些学校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充其量只①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纪律也明显的差劲。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教育领域里已冒出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很多有理想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感到心灰意懒。很多人眼看着兄长姐姐就在几年前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①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做的好事和 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 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 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 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 《叛徒》，第127 页。 ①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 年1 月，第8 卷第 1 期，第 11 页。 ①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乔纳森·昂 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而自己的前途却变幻莫测，因此特别感到痛苦。一位年轻妇女在回忆她当时极度痛苦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才14岁，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就是在三年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挣32元钱。我毫不迟疑地开始重新设计我的未来。”②对于大多数没有指望上大学的城市青年人来说，考虑将来的工作更为现实，但就业形势也同样捉摸不定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50年代形成的工作统一分配制度，是以经济将持续蓬勃发展并能给新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期望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受到了阻挠，由于控制非常严格，国营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招收新职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学生离开学校，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容纳他们。（50年代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都是相当年轻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因退休而腾出来的位置数目很小。）即便是农村人口被严禁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50年代的乐观主义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60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竞争条件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60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实惠，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降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再一吐为快。1966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② 包柏漪： 《第八个月亮》，第71 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1976年）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①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
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
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 ① 参见李翔云 （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 章。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