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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醯剿窃�50年代曾引以为荣的高度的社会安全和公共纪律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随手乱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尽管广泛宣传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是商店里营业员和饭店里招待员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加强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① ① 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 年春夏季 号）第215—217 页上 （材料来源于1966 年9 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②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庆贺。在大城市里，火葬开始越来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镇和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间活动仪式也都受到了影响——豪华的结婚筵席、身着西服的结婚照以传统的哀悼仪式等，在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佣人、武术专家、魔术师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都发现，他们的职业因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问题。
在大城市里拥有不动产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们的契约，然后开始为他们的住房付房租。小规模的有执照的小商贩和个体工匠前几年是可以经营的，现在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体企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给职工发放奖金。70年代对人口出生率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们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品都要经过检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到1977年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的城市地区就推行计划生育，特别从1970年起在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组织等方面都加强了。）1976年前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些限制开始有点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效果就是破坏以前的风俗习惯，要求遵循经允许的、范围有限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复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在有些情况下，被允许的活动也很少，那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年代，有些单 ② 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 页。可 能在1952 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 （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 页）。在国民党的统治 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采用这种崇拜仪式。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们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懒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城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那个城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动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①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一个人同其故乡的纽带关系，同农村的密切联系，是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点， ① 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 年第10 期，第9—20 页。有关1949 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 拉米斯·海因斯·波 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 年第9 期，第465—499 页。但是在革命后30年来，这种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52年一位观察家在上海曾写道：“当阴历新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人们都走出乡村，肩上扛着年货，到城里去看望他们的子孙。”②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动乱纷起，一些罢工活动、退伍军人团体的抗议以及发生了其他的类似事件。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② 伍德： 《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 页。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1977年及1977年以后）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 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 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 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 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 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 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复 兴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 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 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 怨减少了。1977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体 力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价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 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 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 足。
在恢复和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 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海 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 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1977年就开始执行了）。 加速为送往农村去的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 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 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 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 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准备重新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 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 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吸收了绝大 多数还是第一次谋职的城市青年。这些变化以及在城市里农民“自由市场” 的重新开放，给原本单调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许生机。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们对眼前的变化并没有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感到心满 意足。比如说在1979年之后，肉类、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政府 控制物价显有难色，引起通货膨胀新高潮，使许多市民感到纳闷，他们增加 了的工资究竟能使他们多买多少东西。尽管那些获得平反和恢复先前地位的 人欣赏这种改进，但他们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冲淡。同时，由于变化缓慢和官僚们在这些变革问 题上无休止的争吵，许多人又感到着急和愤怒。
基本的问题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早该获得这些改善了，但是在 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睐，获得了实惠和特权，其他人却 没有，从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年以后，人们在单位里花费了无数 时间开会讨论谁应该长工资，谁应该得奖金，有时一些没有被评上的人甚至 在同事和上级面前声泪俱下，向他们诉说如果这次他们落选，今后生活将会 如何艰难。那些不在评选之列的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有时他们会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表达肚子里的怨气，比如在工厂烧热水的锅炉工，用停止供应热①水的办法来告诉其他人，他们对生产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当数量的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得到足够的利益。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气氛中，认为官僚和知识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处多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之后，当局要“砸破铁饭碗”以提高企业效率，解雇或开除那些素质不高和调皮捣蛋的工人，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心急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起码使他们不再担心会被流放到农村。
但是大部分过去积极要求下放到农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伤悲，当1978—1979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溜回城市并参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集体或是新恢复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没有名气，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更谈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轻人虽然从农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怅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体面的工作岗位上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在住房、找对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轻人干脆拒绝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业，寄希望于最终能考上大学或是重新能被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学校制度，使大多数城市学生一心想上大学，然后在当时中国①号召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一名倍受尊重的专家。但是，正在变化中的人口形势，使得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白热化。1965年，超过4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在1953—1956年曾达到100％），到70年代末，②能够顺利上大学的不足4％。所以在毛泽东以后发生的变化恢复了一个清晰的机会结构，同时也给人们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而已。1979年以后，当局开始着手处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如把一些普通中学改造成职业或技术学校，鼓励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接替。
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称之为“待业青年”而不是“知识青年”或“社会青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70年代，市民们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诠解为什么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这期间，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十。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计划生育运动本身。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该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但是官方的这种要求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从6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到1971年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