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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于丹教授费了这么大力气，终于提到信念了！原来她这第一部分心得主要是要谈信念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9）
“信念”二字出来了，于丹教授马上引用了那段“子贡问政”。
我在这文章开头的地方，指责于丹教授曲解了“子贡问政”，说她将“民信”说成是“百性的信仰”，将“民无信不立“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
于丹教授写道：“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字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是指：国家如果失信于民就不能站住脚。
而于丹教授之所以要曲解成：国民失去信仰，国家就站不住脚。
是为了说明“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看来于丹教授用她的书为我们找回来的是一个她假想的孔子，因为孔子从来也没有在《论语》中阐发过“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字凝聚起来”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政者正也”和“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名言，态度鲜明地规范着在上位者应有的作法，指出执政者要正，政治才能正。
孔子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孔子是将治国的道德责任完全放在执政者身上，因为他深知百姓随着执政者的安排与命令生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于丹教授反孔子之道，将治国的道德责任完全放在老百姓身上，目的是想说明老百姓应该有信仰。
于丹教授并不认为如今的百姓已经都有了对真理的信仰，若真有了信仰，就无须这位被称为“小妮子”的教授去找回孔圣人了。
于丹教授从国际调查的数据中发现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在1996年时，已经从1991年的73％下跌到了68％。”
于丹教授忧虑地写道：〃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
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如何解决这种〃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呢？
是提高物质生活吗？
于丹教授摇头，她写道：〃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依靠物质的丰富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我们老百姓该如何解决心灵的问题呢？
于丹教授说：〃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宽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原来于丹教授是让心灵困惑者向内看心灵，回到内心去，发现内心。
《论语》中根本找不到这种“返回内心”的哲学思想，怎么能说这是孔夫子教给我们的秘诀呢？
于丹教授好容易从《论语》中找到一句话：“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这句话并没有提到〃去发现内心〃，于丹教授只好用笔墨去解释一番了。
她写道：〃更高的境界 ，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们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
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的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是多么美妙崇高的境界啊！ 孔夫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0）
于丹教授在书中把这两个人当成了“回到内心”的君子的样版。
于丹还要再往《论语》上靠一靠，以显示〃回到内心〃与孔夫子的思想有关。
于是她又给回到内心的隐士们戴上了一顶“仁”的高帽。
仁者爱人，仁者知人。
与世无争，安贫乐道，既了解别人并爱别人，这就是于丹用她的心得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
于丹读《论语》的第二个心得被她称为〃心灵之道〃。
她在这一章的前面，明确地告诉读者：“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撼与苦难。
” 我从四岁背《论语》（全无与于丹教授攀比之意，与于丹教授相似，纯属巧合）。
一直以为《论语》精华所在是论天、论伦理、论政治、论教育、论经济等五项。
从不晓得还有于丹教授所说的另一精华：“用平和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撼与苦难。”
我当然要诚惶诚恐地认真拜读下去了。
于丹教授先是引用了《论语·颜渊》中的一段司马牛与子夏的对话。
司马牛遗憾别人都有兄弟，自己却没有。
我在这一页的空白处用红笔写道：“好一个小妮子于，真有你的！竟然在孔夫子的书中找到了一件可以拉扯为缺憾的事情。”
于丹教授从司马牛与子贡的对话中找到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念〃，那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撼，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
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
接着于丹教授讲了一个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姆·吉尔伯特的故事。
这位明星就因为没能“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而丢掉了性命。
为此于丹教授警告大众：“一个遗憾能放大到多大呢？
它可以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阴影，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
注意！于丹以上所说的〃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的价值观，并不是《论语》倡导的价值观，而是于丹教授自己的价值观，是她强加给《论语》的。
所以她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的论据。
但于丹教授毕竟是“为大众找回孔子”的“小妮子”，她想到了一个支持个人论点并能说服大众的好办法：讲故事——与《论语》没一点关联的故事。
以故事为论据，这真是于丹教授的独创，今后可不要再说我们的教授没有独创性了！于丹教授先是用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姆·吉尔伯特的故事，论证了不能“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的致命害处。
接着又讲了一个贫穷少女能够用自信心弥补缺撼的故事，以论证“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的方法。
于丹教授讲了两个颇占篇幅的故事之后，一定也觉得离《论语》太远了，甚至南辕北辙了。
她是倡导“道不远人”的，当然她要设法把她的心得拉回到《论语》的道中。
于是她笔锋一转，写道：“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
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那就到《论语》中去找与〃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的孔子语录吧！ 至此，我清晰地看出：不是于丹教授从《论语》中学到些什么心得，而是她在用《论语》来证实她不知从何处获得的心得。
不是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而是孔子为大众找到小妮子。
乱套了！ 于丹教授从《论语》中先找到的〃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是《论语·宪问》中的话：“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对于仁与智，孔夫子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与〃淡定与坦然”似乎没多大关联。
这一点，四岁就学《论语》的于丹教授还是不糊涂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1）
所以她只能在“勇”上下功夫了。
她就讲开了孔子的学生子路的“好勇”，讲到孔子对子路讲的关于勇的话：“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 于丹教授尚嫌孔夫子论勇的言论重量、数量都不够，又引用了苏轼在《留侯论》中的〃论勇”。
自然又讲了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题又与“勇”无关了，主题是“见心见性”。
讲完故事，于丹教授怕我们指责她跑了题，特意加了一句：“这个故事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我们姑且算是这个苏轼的故事适用于我们每个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故事与〃勇〃有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与于丹教授倡导的〃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又有什么关系？
风马牛不相及也！ 于丹只好再找一个故事当论据，这个故事是日本的故事，离我们好远，故事又讲得好长——整整用了三页书呀！讲的是一个没有武功的茶师如何制服了武功高强的浪人。
于丹在故事之后写道：〃是什么样的武功使荼师取胜呢？
就是心灵的勇敢，是那从容、笃定的气势。”
又讲到〃心灵的勇敢〃了，与〃勇〃有关系了，与〃从容、笃定的气势〃也有关系了。
于丹所说的“从容、笃定的气势”与“内心的淡定与坦然”似乎也有些关系。
但这一切与《论语》有关系吗？
于丹的名曰〃心灵之道〃的这一章比上一章更为混乱，主要是逻辑上的混乱。
如果于丹4岁就开始学逻辑，就不至于这么混乱了，可见西学有西学的长处。
于丹之所以讲得混乱不清，是因为她的所谓关于“心灵之道”的心得与《论语》根本没有内在关系。
但她为了告诉大众，她的心得纯属是受到《论语》的启发而生发出来。
将两件内在与外在都没必然联系的事物硬是拉扯到一起，确实很难进行文本叙述，别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于丹教授难以胜任，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哲学博士也要知难而退的。
于丹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可嘉，只是效果很难令读过《论语》者苟同。
于丹教授的〃心灵之道〃心得虽然与《论语》没什么干系，但是从逻辑（还是向于丹教授谈逻辑吧）上说，并不能说于丹教授在这一章中没有心得，心得还是有的。
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谈出了心得：“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加重要。”
于丹教授何必用〃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方式东拉西扯，又何必偏偏在《论语》上按图索骥呢！何苦太费劲！你直抒胸臆不就行了，还能赢得我们赞你一声：爽快！ 好了，同是4岁读《论语》的笔者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记住你的这一句心得，在后面我可能还要提到这一句呢！ 下面该是第三章，于丹的第三个心得是〃处世之道〃。
这一章除了有些地方曲解了《论语》，于丹教授的心得和《论语》还是有关联的，论述也还顾及到逻辑性。
于丹的主要心得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
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修身养性〃就是修己，做一种身心自家受用的学问。
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古之学者为己”，指的就是这意思。
后来儒家称其为“内圣”，是道德的形而上。
由内圣以至于外王，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在《论语》中能找到根源。
但是孔子的“内圣”与“外王”的理想是不能互相割裂的，不能只主张“内圣”，而不提“外王”。
“修己”是为了做好“内圣”的功夫，“安百姓”是理想的实现，也就是完成了“外王”的事业。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2）
《论语》中虽没有“内圣外王”的词语，但却反映出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也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希冀与理想。
《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真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统治者与百姓也都有着“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容易被接受，容易被确立为正统思想。
《大学》上所说的〃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五项属内，后三项属外。
前五项教育个人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是成就外王的事业。
前五项与后三项是连续的有机整体，“内圣”是为了“外王”，缺一不可。
然而于丹教授却将二者割裂开来，她的“处世之道”心得只是重点强调“修身养性”，只是提倡做“内圣”功夫，一点儿也不提及“外王”之事，一点儿也不提及齐家、治国、平天下。
她认为这种只强调“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
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吧。”
由此看来，于丹教授这一章的心得是对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腰斩，她给大众找回来半截孔子。
于丹的第四个心得是〃君子之道〃，是谈君子的。
这个内容很重要，因为儒学其实就是“君子之学”，儒家是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的。
于丹教授理解的君子是要达到三个标准，〃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她以为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即使没有达到‘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起码离君子已经不是很远了。”
于丹教授认定的君子的第三个标准，用孔子的话来讲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用于丹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融入。
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道。”
这三条标准之外，于丹教授又说到君子的言行标准。
她说：〃《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除了要选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
于丹认为君子该如何做事呢？
她认为：〃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达到了，才淡淡地说出来。
这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于丹教授在这儿对〃君子〃的理解，与她上一章对〃处世之道〃的理解是合拍的。
她所说的“君子”的标准，指的还是一种内心修炼，是个人的“见道”、“闻道”、“悟道”、“修道”，是返回内心的方式。
在这一章中，谈到做人标准时，于丹教授谈到〃内心〃。
她写道：大家看，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
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3）
在谈到君子之道时，于丹教授谈到〃内心〃，她写道：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合，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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