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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毕淑敏
年龄：70岁
性别：女
籍贯：山东
诊断：肝癌晚期……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象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迁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此绝顶可握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象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揸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旮旯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象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示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揿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XXX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象，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死法。其实大多数人的死象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象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象四只巨蟹。我是每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家殂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
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治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有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的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
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1000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里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好象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不大一样。
阴阳界。
生命象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一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象受了热的塑料渐渐抻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象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的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骇。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
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
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
“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那么就朋友吧。虽说这种事不太好办，但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你请你要好的朋友来一下，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飞走了。你母亲的后事，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操办。我们会尽心尽意地去做。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给你捎去。一定象你在场一样肃穆隆重。”院长设身处地地说。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