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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已成定局，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总司令部官邸。蒋介石与他的高参张群、何成浚密商张作霖出关后的格局变化，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
四大集团军中，第一集团军虽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嫡系，力量较为强大，但还不足以进占华北、入主北平，蒋介石的地盘在江浙，目前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均不具备，鞭长莫及。
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势力单薄，根据地在南方，他们孤军深入异地，统治这么大的地盘，实力显然不足。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实力最强，而且他的前敌总指挥部已经进抵南苑附近。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平、津二市，华北五省的新的主宰者和太上皇（这是三人密谋时间最长的部分）。
解决京津问题必须和亲西洋媚东洋的南京政府外交方针相一致，需要考虑三点：第一要避免引起日本干涉；第二要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第三要奉方能够接受。为此，平津问题不仅必须采用和平方式解决，而且还要选择恰当的人选来执行这项使命。时下，只有阎锡山的晋系与日本素有来往，关系密切。与奉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来往从未中断，也可能为西方英美等国所接受。因此，请阎锡山入主北平为上策。
对此，张群也不无忧虑地提出：“在目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冯玉祥的第二军出力最多，把他们晾在一边，他们会听总司令的命令吗？”
“盟兄的工作，我已做在前头了，岳军兄尽管放心！”蒋介石很有把握地说。
蒋介石借助冯玉祥的力量对付奉军的必要性已不存在，冯玉祥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尤其要统治全国，冯的力量发展过快，越来越难以控制。蒋介石在平津问题上的策略是拉阎限冯，不使冯玉祥的势力发展过大。阎锡山因此得到最大利益，6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根据阎锡山的推荐，任命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京津地区成了阎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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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灵碧云寺，宣告北伐成功（2）
阎锡山在二次北伐中出力不多，收获甚丰。他在北京送往迎来，宴请登报，封官进赏，应接不暇，大出风头。
而在战争中，牺牲最大、功劳最高的冯玉祥部却遭到冷落。冯玉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耿耿于怀。他逢人便发牢骚：“我可认识蒋某人了！我们死人，别人做官，真不是东西！”冯玉祥卧病百泉村，闭门不出。
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宣言称：“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
7月6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郊香山碧云寺举行。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灵柩暂厝香山，俟南京紫金山墓地建竣，再移送南京下陵。北伐是孙先生的遗愿，现在北伐取得胜利，在这里祭告孙先生。整个碧云寺布置得庄严肃穆，松树上挂满了白花，各界送的花圈堆满在宝塔周围。门口牌楼上的横额书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楹联为“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二重门牌楼楹联为“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至第五重门，有和尚释净挽句“今世如来”。孙中山的灵柩置于碧云寺金刚宝塔寺院的石龛之内，里悬长联一副：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祭灵大典开始，与会者脱帽肃立。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这时哀乐奏起，蒋介石手捧花圈，恭恭敬敬地放到孙中山灵前，然后向孙中山三鞠躬。接着，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17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谒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
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
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造于今日，始得克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读罢祭文，打开棺盖，全体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冯玉祥记述道：“祭灵的时候，先行礼，把棺盖打开，看孙总理的遗容。蒋介石扶着棺材哭起来。后边有些人在那里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果然是愈哭愈厉害，那么多的人在那里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我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上，才散会。”
蒋介石的这篇祭文是给祭奠大典定基调的，却很有些文不对题。祭奠大典的主题应该是北伐胜利归来，全体北伐将士祭告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而此祭文确是弟子蒋介石祭告孙先生。既然是以个人身份写祭文，又何必召来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搞集体祭奠呢？如果是北伐将士集体祭奠，在这里宣读个人祭文，目的何在呢？蒋介石的这篇祭文毫不掩饰地向世人标榜，他是孙中山嫡传接班人，他把北伐胜利之功归为己有。借孙先生的在天之灵，向他的政治对手施加压力，以遂其削藩的梦想，但是各实力派都有自己的打算，虽然大家在灵前都毕恭毕敬，在公开场合都高唱团结统一的高调，但是，当他们相互争斗起权力来，却如狼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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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张学良东北易帜（1）
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问题。双方达成默契，只要东北改旗易帜，张学良仍然是东北的全权统治者。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
“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
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
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林权助大声嘶叫道。
“请问什么样的回答才是恰当的呢？”张学良毫不示弱。
“你必须直言相告：是易帜还是不易帜？”林权助大声质问。
“易不易帜，这是我们的内政，贵国是无权干涉的！”张学良驳斥道。
“不对！”林权助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悬挂青天白日旗！”
深明大义，张学良东北易帜（2）
“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倏地站起，勃然变色，正告林权助，“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意中国走向统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我不能违背东三省的民心。”
张学良的答复，令日本特使林权助瞠目结舌，他的强硬手段并未吓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便灵机一动，缓和语气，以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说：“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和令尊是好朋友，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做自己的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受到更大的人格侮辱，为了维护国家和自己的尊严，他冷漠地笑答：“我和贵国天皇裕仁同庚，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的话，我所能奉告的就是这些。”张学良起身告辞。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
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蒋介石碧云寺祭灵结束之后，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裁军，编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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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惹纷争，结盟兄弟发难（1）
北京西北部，有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胜地——汤山。7月盛夏，酷热难耐。但在汤山，却茂林掩映，流水淙淙，凉风习习。汤山有矿泉，泉水是热的，能治疗多种疾病。这里是疗养的好去处，也是召开会议的好场所。
7月11日，北伐成功后的第一次善后军事会议在汤山召开。裁军编遣这是一件大事，又是一件难事。战争结束了，和平时期没有必要保留260余万军队，增加财力负担。但这又是一个难捅的马蜂窝，搞不好会翻船的。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如果激怒了各实力派，他们联合起来造反，蒋介石也难于招架。因此，裁军编遣这个大难题，从汤山会议开始，经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专题研讨并做出决议，直到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历时半年多，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汤山会议上，蒋介石拿出他预先拟好的文案《军事善后意见书》，要大家讨论。《意见书》的前言部分写道：“北伐完成，军事急应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一致要求；唯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尤须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已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宁。”
又说：“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思广益之效，非任何人所得阻挠，亦非任何人所得把持。”
关于裁兵具体设想，意见书中说：“拟分全国为12个军区：一、苏皖赣，二、闽浙，三、两广，四、两湖，五、四川西康，六、云贵，七、陕甘，八、鲁豫，九、燕晋，十、热察绥，十一、东三省，十二、新疆青海（外蒙、西藏当别定办法），每一个军区所驻军队，以四万人为限。各军区长人选，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推荐，军事委员会审议，分别任命，每军区内裁兵剿匪，及一切整理军队事宜，均予军区长以全权，责令于一年以内办理完善，或疑军区制有分割地盘之嫌，则可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绝把持政治之弊。”
蒋介石提出的主张，谈起来冠冕堂皇，内里却包藏祸心，其奥妙在于，冯、阎、桂三系各占一个军区，而他们的兵却很多。蒋系除占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8个军区。蒋系的兵虽多，但分散到几个军区去，每个军区的人数就不多了。这样一来，哪个军区的兵多，裁掉的就越多。吃亏最大的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其次是阎锡山和桂系。而蒋介石的军队不仅一个也裁不掉，还因为有的军区不足规定的人数而要大量补招新兵。可见蒋介石裁兵口号虽然喊得好听，实行起来却是只裁人家的兵，而他自家不是裁兵而是扩兵。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都是个中人，蒋介石的戏法岂能蒙住他们的眼睛。
汤山会议上，当蒋介石刚讲完，李济深将军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
据冯玉祥记述汤山会议情景：“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
蒋介石这项损人利己的裁兵主张，遭到了桂、阎、冯等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冯玉祥兵力最强，在北伐中与奉军作战功劳最大，在裁兵问题上，蒋介石首先向他开刀，冯玉祥虽决心与蒋介石一争高低，但汤山会议用吴稚晖的话说，只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大家不欢而散。
12月26日，裁军编遣预备会在南京召开。冯玉祥提出他的裁军编遣原则，他说：“我早就说过，编遣的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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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惹纷争，结盟兄弟发难（2）
当会议主持人何应钦问道：“依照你的原则，到底怎么具体编遣呢？”
冯玉祥答道：“依照我的原则，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共编8个师。”他的话音刚落，大家便议论纷纷。
第二天，阎锡山在会议上发言，他依据头天晚上何应钦的授意，讲道：“裁军是大事，搞得好坏关系国家兴旺。对裁兵我极表赞同，只是想提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我的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中央编6至8个师，行不行呢，大家讨论。”对阎的方案，各方意见仍是分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