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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向清政府勒索巨款，并取得京、津一带驻兵权；
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租界权；
1914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攻陷青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28年，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并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酿成济南“五三惨案”；
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侵占整个东北。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北大营，命令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1）
1931年9月18日，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从这一天起，东北人民度过了14年亡国奴的苦难生活。
从这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阶段。
国难当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口号声响遍中华大地。
国难当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日，保卫国土，还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妥协退让，甚至卖国投降，是不容回避的抉择。对待日寇侵略的态度，成为衡量国内各政界要人政治立场的基本标准。
人们都记得，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出兵助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被迫交出兵权，部队接受改编。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戴上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张学良到南京时，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二人并行检阅仪仗队，蒋、张成了把兄弟，宋美龄和于凤至成了干姐妹，蒋、张开始度政治蜜月。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华北和平津，他在北京顺承王府住了下来，吸毒、跳舞、逛戏园子，还住了三个月医院。东北防务空虚，给了日寇以可乘之机。
日寇入侵我国东北蓄谋已久，张学良是了解的，作为东北防务的负责人，他应该有所准备。但是，这时张学良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二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有19万人，而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万人，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却把大好东北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张学良如何向国人交代：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
原来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早在1931年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寇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张学良在国人的谴责声中，自觉有愧，但他已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他受到社会的谴责，被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当时的北平大学校长马君武写了两首《哀沈阳》的诗，讽刺张学良：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诗中的赵四指赵一荻，朱五指前北洋政府###部长朱启钤的女儿。蝴蝶指著名影星胡蝶，当时正在北京拍外景，但是否和张学良一起跳舞，据说胡蝶本人否认有此事。事实是张学良当晚正在戏院看京剧。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回到南京，同国民党政要商讨对日方略，结论是“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实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戒，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2）
时令刚刚进入1933年，蒋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龄飞赴南昌，亲自指挥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侍卫副官蒋孝先急匆匆地敲门，持一封电报走进：“报告爷爷，张学良来电！”蒋介石漫不经心地接过电报展阅：“当1931年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求援，希望以此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娘希匹，半道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看来南昌之行又得往后推了。”蒋介石把电报摔在茶几上，自言自语地骂道。
“大令，张学良想要干什么？”宋美龄惊诧地问。
“张学良想当抗日的英雄！”蒋介石不无藐视地站起身来说，“他来电报报告说，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他要求率兵抵抗。”
“剿共”？抗日？张学良的电报给蒋介石出了个大难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就拟定了全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满洲国当然要包括热河省，热河省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遂妄图“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长城抗战，这一次张学良的头脑是清醒了，态度也很坚决。东三省的沦陷，使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免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受到国人的一致谴责，自己的良心也受到极大刺激。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作为东北王，热河是最后一块领地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热河是华北的最前沿。无论为公为私，他都痛下决心，一定要拼个明白，不然的话，还有何面目去见国人。
而蒋介石此时心情很复杂，“剿共”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帜也不能丢，“九一八”、“一·二八”连串的教训，遭到国人的责骂，这次日寇进攻到长城脚下再找替罪羊，也无法向国人交代了。于是他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帜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虚张声势，“干打雷，不下雨”。他算定张学良抗战注定失败，那时，逼张下野，派亲信接管北平，则水到渠成。蒋介石又转烦恼为得意，挥舞着手臂，对宋美龄说：“夫人，又是一场好戏，走着瞧吧！”
长城抗战的结果为蒋介石所猜中，国民政府不供给弹药，这仗就没法打。冯玉祥、阎锡山与张学良结怨，西北军与晋军不听他的指挥。东北军实力太差，再加上部署失当，一些将领临阵脱逃，张的部下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所部本应最先尽守土之责，可是他的部队最先溃不成军。汤主席本人更是可恶，大敌当前，丢下军队不管，却征集大批军用汽车，为他转运私人财产和鸦片，未闻敌声即已逃离承德，躲进了天津租界。日军先头部队只100人，轻而易举地于3与4日进占承德。汤的行径不但为世人所耻笑，而且也使少帅蒙受了耻辱。
热河失陷，全国愤怒，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遭到猛烈攻击。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汉口，旋即改乘火车北到保定，约见张学良。
3月9日下午4时，蒋的专车到达保定，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迎接。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
蒋介石不待张开口，首先很严肃地向他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你慨然辞职，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张学良唯唯称是，说：“这次热河之变，我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
“汉卿，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你更首当其冲，正如两人同乘一条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3）
“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我早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此机会休息休息，蒋先生尽可不必烦思。”
“好的，好的……”
“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合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绝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进攻。”张学良还是说出了压在心底的话。
蒋闻张言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了不过十几分钟，蒋已有倦意，张即行退出。蒋连说：“汉卿啊，再见吧，再见吧！”并且视宋子文说：“子文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
蒋介石走后，东北军被改编，北平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赴欧洲考察。
〖BT2〗3。推行不抵抗主义，压制民众抗日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暴露了它要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和南京政府的存亡着想，不得不作出最后之打算。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曾说：“在现在国难临头时期，横暴的日本，时时刻刻来压我们，东三省的土地、主权和行政，几乎完全在日本军力蹂躏之下，最近天津又发生暴动，背后的指使，是很明显。这样使全国人民天天在悲愤不安之中。一般国民责备本党，责备政府，我们自己一加反省，应该有怎样的感想？”这表明蒋介石对于全国民众要求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考虑。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令全国人民失望。他不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出了一个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在日本侵略面前不敢抵抗，而一再妥协退让呢？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宣称：“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他仍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甚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他表示“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他发誓：“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蒋介石不敢抵抗日本侵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悲观的亡国论。他认为日本太强，我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说：“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就可以亡我中华。”
蒋介石声称：“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日本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的不断操作下，他的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张，很快就成为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日方针和政策，并得到具体的贯彻和执行。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展开后，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当局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援沪？得到军政部的回答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剜肉补疮，将招致亡国大祸。”
全国不少部队长官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令人气愤的是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十九路军不给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何应钦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4）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的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在此自由出入。中国海军在淞沪战事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军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持友谊。”这一桩桩怪事的发生，根子都在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命何应钦，同日寇进行和谈，并派人劝说十九路军“及早收兵”。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承认日军可以长期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
在北方，张学良出国考察之后，何应钦接替，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便日趋频繁。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北平军事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19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分裂。
1933年，蒋介石再度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是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队伍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通过血战把日伪完全赶出了察哈尔。
7月，正当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时，蒋介石立即调动15万人的重兵彻底破坏了同盟军的抗日，冯玉祥隐居泰山。11月，国民党设法将吉鸿昌逮捕并杀害。
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并破坏和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必然引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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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华清池惊魂（1）
1936年12月12日，临潼。残夜尚未退去，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急驰而去。汽车开到大门口戛然停住，军人从汽车上跳下来，向公馆冲击，与里面哨兵发生冲突，顿时枪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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