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 页。
③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859 年11 月22 日。
… Page 83…
向中国索取赔偿。奉令后劲头十足的威妥玛要求彻查这一谋杀案，抚恤死者
家属，另派一个勘路队，并对署理云贵总督（肇事地点即在他的治下）进行
惩处。他还就觐见的程序、过境税、对外国外交官的礼遇以及派使团前往英
国道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应调查此案并同意赔款，
但对其他问题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这时盛传他已和俄国公使达成一项盟约，说英国要从印度调来军队，而俄国
将从伊犁出兵，威妥玛则在谣言声中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
为了避免关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领使团去
英国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劝说威妥玛恢复谈判。赫德机灵地吓唬威妥玛
说，郭嵩焘可能在伦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取消威妥玛一切邀功请赏
的机会，这时英国公使才同意和李鸿章在烟台的避暑地会晤。1876年9月13
日，烟台条约的缔结使马嘉理事件获得解决。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派遣一个
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并向死者家属赔款二十万两白银。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
有关中国政府和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条款。第三部分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
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
直到1885年英国政府才批准这个条约，反对来自以下几方面：（1）美、德、
法、俄各国，它们都批评英国采取单方面行动； （2）英国商界，它争取全
部取消厘金税； （3）印度政府，它反对提高鸦片税。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
驻海外的第一个中国使馆。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六十，思想开明，
他在赴英国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职。当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维多
利亚女王呈递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
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也设立了使馆。到 1880
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
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
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
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
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
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
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
①
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
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
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
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
①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202 页。
… Page 84…
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 Page 85…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
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
①
义务”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
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
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
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
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
（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
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
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
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
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
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
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
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
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
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
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
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
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
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
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
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
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
① 海斯： 《1871—1900 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 年》。
… Page 86…
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
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
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
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 （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
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 （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
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年后
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著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
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
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
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
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
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
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
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
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 1866
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
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
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①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
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
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
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著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
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
年4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
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
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
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
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
① 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 页。
… Page 87…
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
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
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
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
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
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著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
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
万两 （合75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
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
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
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
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
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
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 （参见上卷第二
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
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
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
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
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
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
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
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 （参见第四章）。
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
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
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
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
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
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
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
（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
家族的阿法其 （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
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
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当清王朝衰
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
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
… Page 88…
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
施 （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
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
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
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
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
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
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
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
②
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1871年7
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
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
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
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
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
题。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
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
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
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
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
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
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
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
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
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