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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蔗 10 7 6 5 6
*指的是上报地方的作物总面积。
材料来源：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页。
此外在内战的中期，固定的设备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它们只能逐渐加以
更替。灌溉、蓄水和治水以及储粮设备都没有扩建或改进到超过它们在十八
世纪的水平。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显然主要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在每个单位土
地上获得更多粮食和收入、同时又需要更多劳动进行耕种的作物。二十世纪
初期随着人…地比例继续日趋不利而出现的这种转种农作物情况，可在1904
至1909年和1924至1929年这两段时期内关于种植作物亩数趋向的资料中
表现出来，这些资料由J。L。巴克的调查员收集并扼要地在表五中列出。这些
数字说明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渐代替了作为粮食作物的大麦、高粱和小米，
还说明象用来供应上海和天津不断发展的纺织厂的棉花这类经济作物的种
植面积也在增加。不幸的是，1870—1911年期间甚至连这种能说明问题、但
不完整的资料也没有；但是如果这类变化能够在政治不稳定和内战不断的民
国初期发生，那么在清末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的时期中发生同样的变化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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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信的。看一看1870至1911年农产品的输出趋势，便可以找到一些不完
整的线索。
按价值计算，茶叶在1887年前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物，此后，它
即被蚕丝超过。茶叶占总出口值的比率从1871年的54％一直下降到1898年
的18％，进而下降到1906年的11％。虽然茶叶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得没有
那么猛，但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茶叶种植亩数在本文所讨论的四十年中没有
增加。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在这四十年中都增加了。这说明种植
桑树和栎树的土地可能扩大。在华北和满洲用栎树叶来养蚕，蚕的丝织成的
柞绸，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出口丝织品。
从1888至1919年，除了1899年一年外，中国原棉的出口大于进口。
这完全扭转了1870至1887年这段时期 （1874年除外）的入超。乍看起来，
原棉出口的增长可能有力地说明棉花作物总产量在清朝最后二十年中似乎
大量增加了。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与棉花出口增加一起出现的情况是原
棉价格的稳步上涨，同时又从印度和日本运进了价格较低的机制纱。把这三
种趋向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棉花产量没有增加或增加到足以满足国内和出
口两者需要的程度；由此引起的国内棉和纱的较高价格促使纺织业者去购买
较便宜的进口货；国内需要的减少随之又反过来抑制了增加原棉生产的兴
趣。
有一种作物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
按价值计算，鸦片一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
货。鸦片和棉制品合起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占中国总进口
的三分之二；至1898年就下降到50％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鸦片进口数量
减少 （鸦片价值没有下降，仍继续上升），虽然棉制品进口量仍迅速增加。
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可惜还没有哪怕是
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因取代进口鸦片而开始种植罂粟花的土地面积的材料。清
末民初鸦片单位价格的显著上涨是因它的数量减少而引起的市场投机造成
的，而压缩数量是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实上）对它查禁的第一步。鸦片的
合法进口贸易在1917年底被取缔，但是，查禁国内种植鸦片所作努力的结
果，往往随着在其境内种植罂粟花的地方军阀的道德观和财政需要而有所不
同。
我们再根据1879至1915年期间出口数量和出口价值的材料来判断，看
来大豆、油菜子、芝麻和花生的种植面积可能大量增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以前，这些商品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从本世纪初开始，豆类产品和植物
油的出口值激增，植物油大部分运往欧洲主要供制造肥皂之用，还向日本出
口豆类、豆饼以及植物油。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地区是满洲；日俄战争后人口
从华北向满洲的流动可能与大豆种植的重大发展有关。此外，华北查禁鸦片
作物的措施促使农民增加种植豆类、芝麻和花生，这样它们就成了代替鸦片
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国内的消费形式同时也起了重大的变化，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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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和油类的新的出口与其说是表示作物的增加，不如说是把原来在国内消
费的产品转用于出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煤油进口迅速增加，它代替
了较贵的、用以制造照明蜡烛和其他用途的蜡烛的植物油。因此，豆类和油
类出口的迅速增加很可能夸大了1900年以前种植的作物种类变化的程度；
但尽管如此，巴克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从二十世纪初期起，这些经济作物和
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亩数的确增加了。
只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典型的一年的主要作物产量作出非常粗糙的估
计。光绪版（1899年）《大清会典》中关于耕地面积的材料——经过一定的
调整，1887年的官方数字为847，760，554亩——经细致分析是不完整的，
从各个方面说都大大低估了实际种植面积。许多地方的基本测量单位是把不
同等级的土地折成统一标准的“财政”亩；1712年以后开垦的一些土地仍未
登记；地方权贵的财产在税册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也不清楚少报土地
的精确数字，但根据巴克在1929—1933年农业调查的结果，把数字往上调
整三分之一还是很保守的。这样，十九世纪后期的耕地（我假定它相当于作
物种植面积）可能为1，130，344，579亩。还没有十九世纪各种作物种植
总面积所占比重的详尽材料。但是，如果巴克作出的1929—1933年各作物
百分比的平均数和中央农业实验所作出的1931—1937年的百分比平均数因
表五所列1904—1909年和1930—1933年期间的变化趋势而被调整，人们就
可能对清朝最后几十年的状况作出一个近似的估计。根据这些估计，表六至
少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后期主要作物产量的似乎可信的测算。
纺纱业是十九世纪后期农村最重要的单项手工业，它的命运将在下一节
讨论。在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可能还有广东省），商业和制造业
最为先进，外国贸易的冲击也最为厉害，那里的外居地主所有制在太平天国
运动以后几十年中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发迹的商人、掮客和买办的商业利润
投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居地主所有制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农村上
层人物当然不住在他们土地所在的农村中；他们通常住在县城或村镇中。这
种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租栈的发展，个别商人（主要是城市商人）通过租
栈把他们的土地和佃户委托给租栈主管理，并在缴清赋税和各种费用后按比
例分得收入。不可能估计出这一现象的规模，但村松祐次所发现的事例足以
①
证明，它至少在江南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租栈主往往是农村上层 （绅
士）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能够求得官府的帮助来收租（甚至可以逮捕和拘禁
欠租者）。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
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
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了。
表六 年前后主要作物的年估计产量1900
① 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 卷第3 期（1966
年）第566—599 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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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面 作物种植数 每亩标准产量 产量
积百分比 （亩） （担） （担）
带谷 大米 30。2 341；364；1903。89 1；327；906；699
小 麦 26。3 297；280；7351。39 413；220；222
高 粱 12。5 141；293；1251。73 244；437；106
小 米 11。6 131；120；0201。64 215；036；833
大 麦 10。2 115；295；1901。47 169；483；929
大 豆 6。7 75；733；1151。39 105；269；030
玉 米 4。2 47；474；4901。87 88；772；296
皮 棉 2。4 27；127；5000。27 7；324；441
材料来源：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页；刘大中和叶
孔嘉：《中国大陆经济：1933—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表
30，第130页；表A—9，第300页。
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仍然记载，特别在华北和满洲，除了民田
外，还存在着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满族统治者企图把
适应满洲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土地制度强加在被征服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之
上。实际上，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除了田赋税率有差别外，早期的区别差不
多已不复存在了。人口的增长、微薄的官俸以及土地私有这一中国基本制度
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三者合起来的影响实际上几乎把各种各样土地使用的
法定形式统一起来了。旗地与民田一样，也分成被汉族佃户耕种的分散的小
块土地，它们通过种种花招而被自由地租赁、抵押或买卖。
一般地说，某种形式的官地、租栈地和民田通常并不象连成一片的地产
那样雇佣农业劳动力来耕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耕种方式依然少见，这是
晚清农业的几个特征中的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几个变化，但这个特
征保持不变。可以举出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官吏、富绅和垄断商人拥地超过一
万亩的例子，但拥有这样大的产业毕竟是很不寻常的。晚清中国的土地所有
是不平均的，但比得上欧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大地产或者美国的大牧场和商
业农场的农业地产的却很少。土地拥有者通常包括从在华北拥地大约二、三
十亩和在南方拥地12—15亩的自耕农起，直到一般拥地也许100—150亩的
①
大约二百万户缙绅家庭止，后者的大部分土地通常租给佃户耕种 。与二十
世纪一样，租佃在南方 （“产米区”）要比北方（“产麦区”）普遍得多；
又象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50％的农户可以定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
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
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
① 关于十九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还很不够的二十
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 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中国的土地
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 期 （1889 年）第59—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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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还很少。
地租以货币或实物缴付；如果缴实物，地租一般为主要作物的50％。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报的现金地租每亩从0。6两到2。66两不等，这接近当地
地价的5％到10％。（参照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它算出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平均现金地租为地价的11％。）这表明在扣除赋税和其他费用后，土地
投资的回收率虽然在政局稳定时还比较保险，但它还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
10％至20％的一半。这种较低的回收率很可能限制了使土地所有制日益集中
的任何趋势。租佃的真正负担在于地租以外租佃契约中的其他规定。可以找
到十九世纪时期契约中规定条件较好和较差的个别事例（表现在劳务、短期
租借和地租押金等方面），但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证据作为根据来断定，十九
世纪后期的状况是愈来愈坏，而不是无数穷人在维持着悲惨的生活现状。
村松教授发现，在1905至1917年期间地主租栈的地租收入激增，这个
证据的确提醒了人们，地方上层人物能够把王朝最后十年因增加税收而产生
的负担转嫁给佃农。这些增加的税收（详下）在各省征收，因为要筹集庚子
赔款的资金。由于有权势的地主历来能够逃避他们按比例负担的普通税赋定
额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不缴或只缴一部分“附加税”，这种税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加在名义上的田赋定额之中），所以很可能自耕农和大地主的佃户最
后负担的增税中的那一部分会高得不成比例。
最突出的事实是，农业制度自始至终稳定，而不是偏离传统的标准而上
下波动。这种平衡被维持在构成中国人口80％的绝大多数农户所过的很低的
生活水平上。不但有水灾、饥馑、疫疠等危害肆虐，而且还缺乏廉价的大规
模运输工具和有效的中央政府，后者本来是可以在余缺地区之间调剂资金和
粮食的。很少农民能够现实地指望过得比其父辈和祖辈更好。但在声势浩大
的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农民叛乱来威胁清政府或绅
士统治的农村社会了。有人可能会提出，缺乏巨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
动这一事实（遍及各地的秘密会社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它往往被地方上层人
物所控制或与他们合作）可以作为一种迹象，来说明“中兴”和“自强”虽
然不能有效地镇压反王朝的民族主义和抵制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犯，但在扑
灭国内传统的反抗形式这一方面却是很有效的。狭义地说，农业组织和土地
利用形式的稳定，与其说是政治保守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
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这两者限制的结果。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巨大地产的情况并不普遍。另外，由个别农户
（自耕农或佃农）实际耕种的土地平均面积是很小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较
大的土地所有者宁可出租其多余的土地，而不愿雇工来耕种。二十世纪的材
料表明，农户的大小和耕种规模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表示每人耕
种的面积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小块耕作更因以下这一事实而情况
不妙：农田容易被分割成若干通常是不同性质并且互不相邻的小块土地。农
田的大量边缘土地被浪费，过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在小块土地之间来回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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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灌溉措施也受到了阻碍。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
土地的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特别是没有长子继承权——造成的部
分结果。因为绅士和农民都一样，在一家之主死亡后，通常由活着的儿子平
分家产，他们普遍自立门户。分家的活动可能在一代甚或一代以上时期内被
抵制，但是缙绅之族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常常敌不过不可避免的纠纷。因
此，就象原始森林一样，尽管个别树木成长、成熟和老朽，森林却继续蔚然
在农村蔓延扩大。农田小块化显然是几代人连续把几种差不多大小的土地
（稻田、山地、果园等）分给继承人的结果，这些土地原是他们父辈农田的
一部分。
即使在分家之前或以后拥有大块土地，这也并不意味着把它作为一个单
位来经营。地方缙绅之家只雇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一部分土地。除了农村信
用机构不足，管理技术水平低下和经济作物市场不稳定外，从直接耕种而不
是从收租获取更大利润的土地的数量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现存耕
种技术大量而又不均匀地需要劳动力造成的。大量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潜在雇
主面临着高昂的监督费用，并且从非本户劳动力（被集约使用，但只在农忙
季节才如此）那里取得的收益也在减少。只有改良的种子、较好的肥料和扩
大的灌溉才能使供应远地市场的大规模耕作站得住脚，但这些重大的技术改
革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