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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
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
的。诚然，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
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
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
的活动余地。①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
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
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
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
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
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
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
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的和意识
形态的考虑，他们和朝廷是休戚相关的。首先，他们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62—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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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仰赖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此外，帝国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种组织体制，
使他们能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这样，显赫的地位、经济利益和权力犹
如绳索围绕着帝国的政治中心把绅士绑在一起，他们虽然和地方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仍挣脱不开这根绳索。
这种利害关系的联结，由于有以三纲之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的思想纽带
而得到加强。除了要求个人忠于皇帝之外，这种学说还在人们思想中树立了
一种宗教式的天道观，即相信王权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这些思想束缚的约
束下，绅士不但成为支持帝国政治统一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也充当着传统
社会政治秩序的坚决保卫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与督抚的力量一起增
长的。这就使清末的所谓地方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二元性质。只要绅士象上
面所说那样仍然效忠不变，督抚的地方势力是不能过分越轨的。保守的绅士
能够制约地方官员的自治，他们也能削弱官员们的革新能力。这就是 1895
年以后三年中间湖南省发生的事情。
十九世纪后期的许多时间内，湖南绅士和其他地方的绅士一样，仍然是
保守的和向心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再三地与威胁着要急剧改变中国社会
的运动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湖南绅士
为了保存传统的秩序，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和反对太平
军。在1860年以后的三十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传教士向内地发展的
也是湖南的绅士。确实，在1895年以后的几年里，湖南发生了某些重要的
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士大夫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
们开始接受许多督抚已经倡议了几十年的事物：自强式的变革。同时不应忘
记，大多数士大夫还具有自强运动提倡者所持有的变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认
为变革应在中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永远不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上进行。因此，当维新派从事于威胁这些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活动时，湖
南的绅士立即撤消合作，并对维新人士发起无情的攻击。湖南维新派的失败
说明，虽然到十九世纪末变革已经开始，但变革的程度远不足以象二十世纪
头十年进行的改革那样改变绅士的基本社会政治倾向性。中国的政治秩序仍
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各省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和文化力量与国家的制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进行激进的改革
非常困难，而且使受到日本启发的由省到中央变法维新的路子几乎没有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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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灾难
当维新运动在湖南失败时，1898年初春它却在北京又时兴起来。这次复
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危机。1897年11月德
国人进入山东占领胶州湾和青岛港口。俄国人紧接着在12月派遣炮舰进入
旅顺港。他们把控制山东和满洲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努力，触发了1898
年初列强普遍争夺租借地的活动。这一阵掠夺领土的行动使中国有被瓜分为
外国殖民地的危险。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阴影笼罩下，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恐惧
的气氛之中。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意识驱使康有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开
始他的变法活动。1898年初，康有为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前的上
书不同，新的请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
列始料所不及的和决定性的发展，使康有为密迩政柄，使他的变法运动几乎
获得成功。这些发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央政府内部围绕着慈禧太后和光
绪帝这两个主要人物出现了权力的新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继续在幕后操纵。所有奏摺仍须送
到皇太后居住的仪銮殿，供她批阅。她也准许光绪帝处理日常政务，但是对
诸如指派军机处和六部等大臣这样的大事，她仍保留决定权。据翁同龢的日
记记载，在象中日甲午战争和争夺租借地等危机事件期间，当他入宫接受指
示时，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见，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
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①
引退中的慈禧的权威依靠着这样几个因素。作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
式的母亲。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
很难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权力有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
同治是从父亲（咸丰帝）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继承
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
人的光绪，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
废黜他于后。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还来自这样的事实：朝廷中大多数高级官员的
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赐并效忠于她。从光绪名义上开始亲政的 1889年起到他
失去政权的1898年为止这段时期，军机处的组成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对清
朝历史的简短回顾就足以看出，几乎每个新皇帝上台时，军机处都要进行大
改组。而光绪帝在1889年执政时却没有这样的大改组，这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在1889年以后四年，五名军机大臣仍是慈禧摄政的最后几年中指
派的。从1893年起，新增了几名军机大臣。从那一年到1898年9月总共委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 卷第2 期 （1957 年4 月）第111—245 页。《戊
戌变法》，第1 册第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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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十名新军机大臣。有的是在这整个期间始终其事，有的只是暂时的。大
多数官员是通过慈禧的恩典而上来的，除了作为老师和心腹顾问的翁同龢之
外，没有一个人是亲光绪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显宦地位也得主要归功于
皇太后，1889年他说过，如果没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简言之，
协助皇帝作出重要决策的高级官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
的人。这就是慈禧在所谓引退时仍然掌握实权的真正原因。①
在迫使光绪忠顺和服从时，慈禧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满，因此产
生了紧张和冲突，这些又因两人之间的其他差别而加剧。首先在年龄上，1895
年光绪二十四岁，慈禧则为六十。另一个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观点方面。
确实，光绪接受了大量的传统教育，但是 1889年当他开始“亲政”时，他
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响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荐
下，年青的皇帝对《校邠庐抗议》很感兴趣，这是1860年前后冯桂芬写的
关于改革的论文集，他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学
知识。然而，光绪对新学的兴趣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赞同的范围。在1891
到1894的三年中，他在宫中跟同文馆的教师学习外国语言。1894年，他阅
读陈炽和汤震等变法维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年，他的另一个师傅孙家鼐
说，皇帝和他一起讲论了李提摩太所翻译的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
①
也许部分地出于皇太后对光绪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惊恐，她于1895年
决定，除了传统的中学之外，停止他在师傅指导下的学习。但是这一禁令事
实上不能阻止他对西学的强烈兴趣。皇帝的思想观点必然与皇太后有很大的
差别。
由于1889年以后在两宫之间逐步发生的不和，在宫廷内和政府中出现
了派系斗争。其大部分发展情况仍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因此历史学家很容易
曲解它的意义和性质。首先必须记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宫廷政治大漩涡中，
帝后之间的对峙只是一股成长中的潮流。在研究这时期的宫廷政治时，必须
防止只用这种对峙来解释所有的派系斗争。也必须反对简单地把两宫之间的
派系斗争同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思想冲突等同起来。事实是，慈禧太后作
为朝廷中的实权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数官员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
有各种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温和派都在内。确实，站在皇
帝一边的大多数官员是倾向维新的。但是诸如翁同龢和汪鸣銮等帝党人士，
并不一定比通常认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员李鸿章和荣禄更具有维新的思
想。事实上，直到1898年初，帝后之间的对峙才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时之前，所谓帝党只是一个未定型的小集团，代表分散的亲
帝的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闻名的文廷式和汪鸣銮，虽然和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 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 页。《戊戌变法》，第1 册第509—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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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很密切，但是这些人的相互关系既不总是那么密切，也没有作出深思
熟虑的努力去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加之，当时两个派系之间的界限并不
象1898年春天以后那样泾渭分明。例如，翁同龢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帝党中
领袖群伦的人物，但从未反对过皇太后。直到 1898年夏他任职的末期，他
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调和而不是制造两宫之间的不和。从他的例子可以
看出，亲帝并不一定反对皇太后。①
然而，当康有为在1897年冬回来再度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时，局面开始
变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亲帝情绪逐步具体化为羽毛丰满的一派，派
系冲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使朝廷因激进的与温和的改革问题的争
吵而发生两极分化。虽然康有为因1895年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上书要求变
法而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但在朝廷内还有几个官员对他的爱国热忱和丰
富知识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荐举给皇帝。而将康有为引入帝党过程中起
作用最大的高级官员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点方面的
重大变化对年青的皇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更增强了翁
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强烈的维新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
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
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
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
疑虑。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
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他毕竟是一个有一番雄心
壮志的高级官僚，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
在进行着权力斗争。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
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
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
胜他的对手。①
此外，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
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年那样
表现得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变法纲领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孙家鼐和张之洞等温和的
维新派所容忍；这些人对康有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大胆的政治主张有很深的印
象。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全部内容揭晓时，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惊
恐，于是与康的立场分道扬镳。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为举荐给皇帝，他们早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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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康有为于1897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
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
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年1月24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
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甚至连翁
同龢对康有为的此番谈话也感到惊愕，以致在他的日记中称之为“狂甚”。
②
同时，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年提出的变
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
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
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首先，政府必须自觉地以明治时代的
日本和彼得统治下的俄国作榜样。为了学习这些榜样，皇帝应采取三个重要
步骤。第一，他应大誓群臣，表明咸与维新之意。其次，在午门设上书处，
旨在缩短缓慢的官僚机构途径，从下层直接发现人才，了解思想。最后，为
了绕过全部现存的官僚机构，应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详细制订制度上的应兴
应革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总起来说，康有为的策略是一个大胆的号召，它
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维新派助手们的手
中。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奏章的反应显然是很热烈的；当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
里时，他命令总理衙门将康氏论维新的作品送呈上来。此后，康有为在送呈
他的变法条陈的同时，还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
变政记》，以及其他有关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历史的著作。这样，1898年初春，
早在康有为首次被召见以前，他的思想轮廓已为光绪帝所了解了。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用组织学会的办法将士大夫动员起来，以贯彻他
的主张。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广东同乡中间创立粤学会。两个月以
后，建立了闽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它们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维新的士大夫
组成的。同时，康有为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两个其他团体：经济学会和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