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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
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
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
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
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
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
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
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
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
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
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 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 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
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 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 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 （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
论文集》，第21 期 （1968 年）第189 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
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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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
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
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
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
①
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在1907年以后，当日本政府
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
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
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
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
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
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
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
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
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
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
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
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
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
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
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
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
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
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
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 （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 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
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 《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 页。关于北
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 册第424—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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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园寺 （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
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
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
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
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
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
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
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
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
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
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
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
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
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
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
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
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
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
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
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
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
② 伯纳尔：《1906—1907 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 页。
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 卷第4 期 （1957 年8 月）第549—5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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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讨论的范围。 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
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
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
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
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
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
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
③
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要衡量中国领袖
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
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
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
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① 伯纳尔的 《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
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 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 页。关于俄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 《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 期（1948
年9 月）第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8 第3 期 （1959 年5 月）第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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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
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
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
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
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
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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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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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