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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
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
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
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
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
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
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
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
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
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
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
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
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
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
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
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
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
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
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
领袖在 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
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
①
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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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
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
的时候。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
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
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
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的确有理由
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
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
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
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
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
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
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
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
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
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受
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1905年8月，经过十年零星的
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
①
中国同盟会。 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
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
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
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
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
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
同盟会在1908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
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
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
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 页
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
盟会》，载 《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48 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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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
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
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
1911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
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
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
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
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
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
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
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
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
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
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
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
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
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
①
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
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
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
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
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
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
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
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
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
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
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 1904年）之际满人实行
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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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
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
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
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
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
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
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
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
①
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
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
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
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
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
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
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
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
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
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
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
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
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
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
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
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
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
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
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
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
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
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
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
① 引自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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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
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
数是广东人 （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
和手工业者 （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
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
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
会员。①
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
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
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
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
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
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
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
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
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
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
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
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
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
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
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
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
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
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
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
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
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
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
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① 1905—1906 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58—217 页。研究同盟会最彻
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 （音）的《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
1962 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 页）。又可注意李大龄 （音）：《辛亥革命的基
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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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
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
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
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
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
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
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
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
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
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