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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
一些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
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
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
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
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
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
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
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
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
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
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
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
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
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
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
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
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
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
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
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
度，可见郝延平的 《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
—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
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
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
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
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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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
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
《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
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
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
保罗·科恩的 《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
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
其敌人》一书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
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
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
中档光绪朝奏折》中有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
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
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
《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
（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
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
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
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十九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
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
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
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
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
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
省解缴“协饷”，从1868年至1884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
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
的角度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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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益赞同1840—1894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年的《清季
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
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
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一书中鲜明生
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
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
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
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
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
年3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
他1886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
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
部在1904—1907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
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
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
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
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
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
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
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十九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
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
至。
有关1860—1894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它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
第十章书目文献的介绍。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一种文字
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
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研
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
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 《戊戌变法史论丛》。他的另一著作《戊戌
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
资料。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
地使用。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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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
法》。刘广京的《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
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
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
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
研究》一书。关于 1895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 《王韬与
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
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号第695—710页）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绍。萧公
权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最彻底和详细的
研究。霍华德的《康有为的书香门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载芮沃寿和特威切
特合编的 《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
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均对理解康有为的维新主义观念的形成大有
好处。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对维新主义阵营内部这两位息
息相关的才智者作出的启发性研究，尽管它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框。对于
理解改革主义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唐·普
赖斯的《1896—1911年期间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
国知识分子的转变》。
除去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1939
年第25期第59—106页）的开拓性论述外，对批评和反对维新运动的知识
界几乎还没有专题研究。还可进一步利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和苏舆的《翼
教丛编》两种资料，它们阐述了反维新运动的主要论点，特别是那些抨击康
梁集团的论点。
保罗·科恩和约翰·施雷克编的 《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论从中提到了
主要从当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经检验的想法。在弗思编的
《论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的选择》会议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
素，虽然它着重于较后的时期。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
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做了论述。他在此书第135
—144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
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1966年4月号第242—249页）
一文的基础。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
儒家盐谷宕阴（1810—1867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
的反响》（载《华裔学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页）做了探讨。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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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
德巴雷和基恩编的 《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
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
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一文中做了
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卫藤沈吉的《日本
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 （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
卷：《日本法与亚洲》，第53—71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
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
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 （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0—312
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
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1970年第
30期第149—193页）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
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
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
人的看法》第61—114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
第193—262页。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
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有关梁启超和
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
威尔逊的《梁启超对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 （载《日本论
文集 〔1961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王韬是
保罗·科恩的 《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
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做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
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
1957年4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年第21期）、
《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1965年第24
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1967—1968年第7、8期）、
《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1968年第27
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1970年
第8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
托邦主义者康有为》 （1975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
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年）一书
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
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
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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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
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
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
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
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
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 （1891—）的 《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
社》 （载《中国》30〔1966年5月〕第24—33页），以及《留学生、学校
教育和发辫》 （载《中国》31， 〔1966年6月〕第28—33页）。景梅九的
自传《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