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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 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热心。而且，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 位马上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 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 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毒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美丽花样、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不妨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个丘陵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林，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断断续续的石垣，头顶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透了？”
我们的卧房邻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遭小偷光临，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作法很合乎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惟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有时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磁砖，因此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可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饱览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残留的岁月痕迹。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离，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的窄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差点摔跤。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
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访惶无计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我们得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朗诵《夏娃的日记》给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人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了。
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第二十七节 不服输的人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