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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
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 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 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
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第三十二节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 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 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第三十三节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