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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 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第三十四节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 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 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D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者非常热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便募得4。2 万美元。不仅如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 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 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 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矾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
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 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第三十五节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 至8 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