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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 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 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 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 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第二十节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 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人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 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 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 月至7 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 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 次，每次1 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 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第二十一节 入学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
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实现。
进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对于这一天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我也知道，还会有许多障碍，但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牢记一句罗马座右铭：“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条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正敞开大门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先贤先哲的精神和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不久，我发现大学并非我所想像的浪漫。许多幼时无知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我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没有时间来沉思，自我反省。以前，我常常独自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现在，人们进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进入大学之门后，就将许多最可宝贵的乐趣——孤独、游玩和想像——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缨。
大学第一年功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也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具体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单独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是不可能把多少心思用在考虑讲课的主题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
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是回家后，才把脑子里记得的，赶快记下来。我做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能德牌的，这是最能适应我特殊需要的一种品牌。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活动字板，一部打字机有好几个活字板，有希腊文、法文或数学符号的，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定。如果没有它，简直不知道如何完成大学的学业。
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是盲文本的，因此，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于是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费时得多。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大的心血，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
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撞着意想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着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每得到一点进步，便受到了一份鼓舞。我的心越来越热切，奋勇攀登，渐渐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每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在奋斗中我并非永远是孤独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入学院的院长艾伦先生，他们尽量为我提供所需要的浮凸印刷书籍。他们的关怀帮助，给了我莫大的激励。
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十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斯普兰是我最钦佩的讲师，他把文学作品的气势和风韵完全表述出来，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使你沉迷于这些大师的高尚情操。他能使你全身心地领略《旧约圣经》的庄严的美而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一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 。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
透过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朴素的思想家产生共鸣。但是，大学也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个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在这儿，我无法遇到那些伟人和智者，无法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只能从学问的缝隙之中一点一滴地汲取，加以解剖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他们是弥尔顿或者是以赛亚，而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已。
领悟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许多学者似乎忘记了应该如何来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往往费了很大功夫进行讲解，却没有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种分析讲解往往如同成熟了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2 很快从我们心上掉落。即使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枝叶，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也许仍然不懂得如何欣赏一朵带着露水的鲜花。我常常自寻烦恼：“为什么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而费尽心思呢？”许多看似理性的说明和假设在脑海里飞来飞去，好像一群瞎眼睛的鸟徒劳地扇动它们的双翼。
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要对名著作透澈的理解，只是反对那些使人迷惑的无休止的评论和批评，因为它们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但是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讲授伟大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则简直使人茅塞顿开。
有好多次我都想将学习的知识去掉一半，因为许多